孙丽:各位网友，晚上好，阎老师现在已来到访谈现场，稍做准备后访谈马上开始。01-11 19:12 

   阎连科:这个作品永远不会比余华的卖得好。我觉得能让出版社把他印的卖完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在小说的后记也写了，我们的社会是需要很多快乐和欢愉的社会，恰恰这部小说不能给读者带来欢愉和快乐，读这部小说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他们不会那么热衷于读这样一部书。01-11 20:28 

   阎连科:是我自己说的，我以前讲一个小说对一个作家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能够把黄连转化成真实，小说就是真实的黄连。但是就这部小说，我仍然强调一点，当然这不是撒谎的问题，而是你如果要求一个作家、一个作者，把不可能的事情转化成可能，这是对一个作家最根本的要求。就我的小说而言，比如我以往的《受活》、以往的《日光流年》，更多的是由想象走入真实。但是这部小说是这样的，恰恰就是由真实生出想象来。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想象它存在，但是它的确是来自于真实，是从现实生活中收集起来的。01-11 19:39 

   阎连科:96年去过一次，03年住进去的。我每一个长篇都在十年左右，有一个想法，八年以前、十年以前有这样一个想法，过了五年、八年、十年才有可能真正动笔去写作，从来不会因为昨天今天一句话就去写作，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01-11 20:27 

   阎连科:我所有的联系仅仅是和我去的这样一个村庄的联系，这个村庄有几个人他们也经常会带着艾滋病孤儿来北京的医院，每次我都会去看他们。我在这个村庄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可能过完春节以后会去做一些事情，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也会经常打电话来告诉我村里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一个月以前他会告诉你，某某某吃那个药有反应，现在已经有耐药力了，可能活不过今年、明年等等，告诉我这样一些事情。联系仍然保持，但是帮助可能不如以前多了，因为不去的话，直接的帮助就会非常少。01-11 20:28 

   阎连科:不会，我觉得就像这样一部小说后记中写的，从《日光流年》从《受活》到《丁庄梦》，是彻底把我写垮了、写崩溃了。我觉得不是没有能力去写，而是心理上无法承受这样一种东西了，我希望能从这样的心理中解脱出来。也许我写得没有以前好，但是我希望我也能给读者带来那么一点点的欢乐和温暖。最重要的，是希望自己从这样一种绝望，甚至郁闷或者无奈中走出来。01-11 20:28 

   阎连科:我想今年肯定是不会去写东西了，如果有打算写的话，应该在明年。01-11 20:29 

   阎连科:最极端的故事没有，但是有很多大家超常难以想象的细节。比如令我最震撼的细节是高耀洁告诉我的，也就是96年那次，她告诉我农民卖血的时候， “血头“、“血王”蹬着三轮车去街头叫卖：“老张、老王你们卖不卖血？”然后当时就在田头卖血，卖500CC可能是80块钱，60块钱，最低的时候是40块钱。当时的情况，整个农民种田、种粮、种棉花基本是拿不到现金的。都是我们说的白条子，但是卖血是可以拿到现金的，卖得比较多的人就会非常头晕，这时候血头就会提住你的双腿，腿朝下头朝上抖一抖，血又回流到头上，这样可能你的头晕就减轻了，接下来又扛着锄头去田里种地。这件事情对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一代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最底层人最惊心动魄的一个细节。01-11 19:32 

   阎连科:这话应该问电影局，不应该问作者，作者哪有这样的能力和条件，要问我们电影局有没有这样的计划。01-11 20:25 

   阎连科:最早要写《丁庄梦》，应该是在96年，那年我到了河南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太太家里去，这是我第一次在九十年代接触艾滋病人。我见到了一个父亲,他带着一个12岁左右的儿子，这个父亲是一个艾滋病人，儿子连续发高烧20天左右，父亲带着儿子去郑州检查究竟是感冒了还是染上了艾滋病。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艾滋病人，我给了他400多块钱让他去检查，因为检查艾滋病必须到省防疫站去检查。也是这一次，高耀洁老人介绍说，给你介绍几个艾滋病孤儿，你回去找朋友每个人资助一个。我大概资助了这个孩子半年时间，这个孩子就已经不在了，他们家人告诉我们，不要再给钱了。这件事情给我的震动非常大，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转眼就这样消逝掉，让我感到非常痛心。 另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河南是重灾区，饿死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河南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我们用六个字说“三年自然灾害”，严格来说，这个自然灾害的事情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天灾成分大还是人祸成分大？今天我们可能没必要去考察，河南饿死了多少人我们也无法追究，但是有一点，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而死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饥饿的状态，不知道他们从生到死那样一个情感的历程。饥饿是人类的一个大灾难，艾滋病同样是人类的大灾难。 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在河南，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河南籍的作家，对这件事情应该有良知、责任去关心他，至少有一点，你可以不去追究河南有多少艾滋病，有多少艾滋病村，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人都传染了艾滋病，但是你有能力有责任记录下艾滋病人从传染艾滋病到死亡的情感历程，这段时间他们的生存方式，这段时间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以这是我觉得必须为他们写点东西的念头，写点什么样的东西，以什么方式写。当时丝毫没有准备，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必须记下一点东西给我们的后人，让我们对这些不知情的其他人来了解他们。 为什么要写成一部小说，原因比较复杂，说起来非常饶舌，但是有一点，大家会明白，艾滋病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我只能以小说的方式转告读者、转告大家，有这么一拨人是这样生活的，从活生生的生命到生命消逝。01-11 19:30 

   阎连科:这个没有。因为我首先特别清楚一点，进入艾滋病村，首先一点，我是河南人，我是地道的农民，96年我到高耀洁家里的时候，她已经给我讲了很多艾滋病预防的常识，同时她也给了我一本她写的预防艾滋病常识的手册，这本书我看了，看到了真正艾滋病传染的三种途径：第一种就是血液传染，就是我们说的真空传染。第二种就是性关系传染；第三种就是母乳传染。但这三种途径，真正在你进入艾滋病村的时候，几乎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因为这些，所以我没有什么恐惧心理。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最深层的，我觉得我是河南人，他们也是河南人，也许有一天，如果我的父母、哥哥姐姐也生在这个地方，也许他们也会去卖血，那么我见到他们，不说见到我的父亲母亲，至少是见到了我的远方亲戚，我觉得这没什么可怕。 还有一点，所有艾滋病村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病，他们还在生活，一年一年的生活，而有病的毕竟是在每个年龄段是大多数，平均到全村人里仅仅是一部分，他们也在生活，有什么可怕呢？我小时候亲眼看到过比如我的父亲、我的爷爷倒在地上去世的经过。最恐怖的不是去世的过程，而是你看到母亲、病人，比如躲在村庄的医疗站里，看到一个病人，30多岁，从头到脚，满身都是蛇胆疮，白色的，带脓的白点，一动就又红又痒，也不发烂，每一个白点都带着脓，谁碰他一下他就疼得要死。这个场景我觉得还是非常令人恐怖的。而且我在小说里没有写他，因为我觉得他会给读者带来很多很刺激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是一部小说，比如我要写一个纪实文学，就会把那个场景、那个画面写出来。01-11 19:50 

   阎连科:为作品流泪，倒真不是小说的某一个情节流泪。当然比如你写到小说中有一种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的时候，双方死亡的时候你可能会流泪。但是这部小说流泪，更多地是为人在流泪，比如刚才讲一个大家不可思议的，也是我从来没讲过的一件事情：我一直在说一点，《丁庄梦》更多地是写的人心中的艾滋病，人心中的癌症，人心中的肝炎、肺癌，人心中的禽流感、口蹄疫等疾病。我可以讲一个大家生活中没有涉及到的东西，比如有一个血头亲口告诉我，他们在买血的时候，采了一大堆血，O型的倒在一个瓶子里，B型的倒一个瓶子里，然后他们买1.2元的啤酒，啪啪把瓶子盖一打开，这样一搅合，重新把B型、O型、A型的血分开，然后分成袋子。这在我的小说中没有写到，说白了是我不忍心写，因为你会觉得人那种丑恶的东西，人性的丑恶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他觉得把啤酒倒在血里，毕竟一瓶啤酒1.2元，后来血头就开始放盐水，一搅以后重新倒入血里。对卖血的血头来说，他可以再以更高的价钱卖给更大的血头。所以如果你到时候深入进去，和血头在一块你会听到很多类似的事情，非常惊心动魄。比如我去那个村庄，小说原来写了，我后来又删掉了，我觉得太真实了，不是我原来想象的和想写的东西。比如他给每一个农民采血的时候，就装在一个喝奶袋大一点的袋子里，并不是一次性的，今天把你的血装进去，明天把另一个人的血装进去。在那个村子有这样一个“水坑”，就是南方说的“水塘、水池”，就是下雨的时候流进村头的水坑，这个水坑有二亩多大，洗这样的血袋子，居然就把那个水坑的水全部染红了。在水坑的边上，艾滋病病人亲口告诉我，那几年的蚊子非常非常肥，非常非常大。小说里有这样的细节，并不是空穴来风的。那年的蚊子想象不到的大，而且它不咬人，全围着池塘飞来飞去。 那里面恐怖的事情的确非常多，但是通过这样的事情，你会看到，人体得了艾滋病不是最可怕的事情，人心得了艾滋病才是真正的不治之症，而且是永远的不治之症。01-11 19:51 

   阎连科:首先说一点，我为别人为这些人做什么不会特别乐观。因为我经常说，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冷漠的关系远远超出我们大家的想象。我举例说，96年，高耀洁给了我四个艾滋病孤儿的名单，我分发了出去两个，给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半年以后他们真的是一分都没有寄。比如说去年的7月份，高考以后，艾滋病村有一个孩子考得很好，考到了长沙理工大学，学费包括住宿要7400多块钱还是7600多块钱，这个孩子完全是借钱去上学。但是澳洲有一个老兵委员会，他们找到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他父亲当过兵，家庭有艾滋病人，这样的家庭我们来资助一个艾滋病孤儿？我说很好找，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家庭。当把这样的情况告诉澳洲的老兵委员会的时候，他说要多少钱？一年2000块够不够？我说2000块仅仅够一个高中生，这是一个大学生，每年最少要7000块钱，他们就说，这样我们要回去研究研究。这是第一。 第二，你必须把他父亲当过兵的证明，把他母亲有艾滋病的证明，把这个孩子考上大学的三个证明复印寄给我们，我就迅速把这些东西复印好寄到澳洲。后来以为问题可以解决的时候，澳洲又来信说复印件不行，必须把他父亲真实的退伍军人证，把县医院诊断母亲有真实的艾滋病的原件和孩子的入学证明书寄给我们。折腾来折腾去，已经到了10月份7000元还没有凑完，最终这个钱还是没有落实。 由此我可以想象到一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心之间的冷漠，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绝不要凭着一本《丁庄梦》，凭一本书，凭电视上一个号召，凭某一个形象大使可以号召起来大家对他的关心，这件事情大家太乐观了，也想得太简单了。 而且我刚才同样说了一点，不光是艾滋病人心中有艾滋病，我们任何一个人心中都有艾滋病。某种程度上，我们心中的艾滋病远远比他们心中的艾滋病要严重得多，要隐藏得深得多，也复杂得多！01-11 20:37 

   阎连科:有一点，我必须现在很清醒地告诉你，写作的时候我每次都要告诉我自己，我现在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写纪实作品，不是报告文学。我们要说，小说的艺术是最重要的，远远比呈现某些真实要重要得多。当我们把小说的艺术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尤其在长篇小说上，我觉得你必须考虑一个结构，这是我们长篇小说、白话文一百年历史里，最忽视的问题就是长篇小说的结构。当然莫言老师的长篇小说结构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如果说长篇小说要没有结构就不要去谈小说。《丁庄梦》也是这样，如果我找不到一个“梦”的结构叙述，这个小说就彻底失败了，完全就是故事怎么开始，怎么发展，怎么高潮，怎么结尾，恰恰要由“梦”来推动故事的发展。 第二点，因为艾滋病是一个太敏感的东西，可能某些东西，我特别真实地把它描绘了出来的时候，大家会不相信它，或者说，有很多出版上的不太便利的事情，必须通过“梦”来转化成真实，用梦推动现实，用梦推动现实的发展。这既是小说意义的需要，也是出版商的需要。01-11 20:03 

   阎连科:就到艾滋病村的感受来说，我觉得最需要唤醒的是，你要把所有的人当作你的邻居，而不要当作下层人；不希望你把所有底层人、下层人和痛苦者当作你的兄弟姐妹，但是你一定要把他当作你的远房亲戚去看待，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最重要的一点。01-11 20:31 

   阎连科:虽然我到艾滋病村去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有原型的。但我必须写出这样一个很温情的情节，我在写作中写到这对人死亡的时候，的确是怅然泪下的过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我就没有达到对他们的表达。恰恰是因为这样一段非常震撼人心的爱，而这种爱又是立足在我们所说的“乱伦”的基础上，那我觉得小说就完全升华了。还有一种情况，这样一对恋人在他们恋爱的过程中，男的叫女的“娘”，女的叫男的叫“父亲”、“爹”，这样的事情绝不是简单的，大家看小说中，会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所缺少的东西是那么多，而且我们是多么的需要。01-11 20:08 

   阎连科:首先有一点，就真正的艾滋病人来说，除了艾滋病以外，他们每一个人心理上有非常严重生病的人，这一点和常人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感冒、发烧或者哪儿破了流血的事情，但有一点，我们心理是基本健康的，但他们心理上的扭曲，远远超出疾病对他们的伤害。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去的那个村庄里，有一对新结婚的夫妻，孩子刚刚三岁，女的还不到30岁，会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你看我们刚结婚，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和谐，而这种和谐毫无疑问指得是性关系问题。”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那么我就跟她丈夫谈，应该注意什么东西，夫妻生活和谐一点。她丈夫都笑了一下“我都有病了，还做那样的事情干什么？”比如我说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一个美籍华人，姓邵，祖籍是湖北人，妻子是美国人，有两个孩子。因为他是医学家、人类学家，他为了了解艾滋病，他最终和我的认识是因为《日光流年》，他在搞医学和人类学的时候看《日光流年》，他经常到学校的课堂里给美国人讲《日光流年》这样一部小说，讲里面的疾病，我说你不要讲这样的小说，你到中国实地真正走一走，他想了解中国乡村的医疗情况，这是咱们说的医疗救治情况，我就介绍他到河南艾滋病村去看一看。这个人非常非常伟大，他和他的妻子、孩子，曾经连续二年，的确是春节大年初一是在艾滋病村过的，这是至今为止，包括我在那儿，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做到的。当然他也是中国人，虽然是美国籍，这样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人格的健全太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了。他到艾滋病村以后，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把所有的艾滋病人集中起来讲课、办班，辅导他们心理上的东西，讲授一些预防艾滋病的常识。其中我们做过一件事情，给他村里的赤脚医生叫来，我们出钱让他去把避孕套发给这些年轻的夫妻们，结果遭到村长的拒绝，说这简直是给我们村开一个巨大的玩笑，我们的村都这样了，你还给我们发避孕套。所有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无奈，其实是做不下去的。所以你会看到小说里每一个人，好象心灵都是扭曲的。 我们对他们心灵的关心是对他们身体健康的关心，对身体健康的关心同样也是对心灵的关心，这样的关心在艾滋病村非常非常多，疾病的关心，我们在医疗技术上可能暂时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但是我们对他们心灵的关心是有可能达到，让他们正确认识疾病，正确认识生命。但恰恰我们能够达到的，我们没有去做，我们不能够达到的，我们做得也仍然不够。01-11 20:09 

   阎连科:今天香港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看了《丁庄梦》，他要问一件事情，他说“《丁庄梦》中的“爷爷”，到底生活中有没有？是虚构的？还是生活中有这样一个人？”我告诉他，我没有找到这个人，这个人是我虚构的。他说我真正的绝望是从你告诉我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开始，而不是真实的。如果你告诉我生活里有这么一个人我会感到莫大的慰藉和良心的安慰。但是我必须告诉他生活里没有这样一个人。我不希望大家觉得这部小说……我不希望每一个读者都像我这样绝望和无奈，我希望他们感觉到生活还是有光明的。这是我小说中一贯的……以前我的小说中做得不太好，我希望温暖可以充满人间。01-11 20:11 

   阎连科: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在《丁庄梦》里爱憎太分明了。这次我的《丁庄梦》，是一个好也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对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他应该爱所有的人，爱他的敌人，爱他的仇人，像托尔斯泰那样，但我觉得我至少在《丁庄梦》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个伟大的作品，一个伟大的作家，这对他是非常非常高的要求，但是我没有做到。我想在以后的作品中，我可能会爱所有的人，包括我的仇人和敌人。01-11 20:13 

   阎连科:“我爷”这个人物有他的符号性，就一个人来说，他是有缺陷的，重要的一点，我真的不忍心把这样一个人物推到每一个读者面前，推过去的话，对人的压抑超出大家的想象。还有一点，的确，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生活里这样的人物恰恰太多了，我也亲自在那个村里见到很多这样可怕的人物、可怕的事情。这是小说结构的需要，第二点，也是这个小说隐藏的，其实这个小说有很大的审父情结，真正把这个小孩杀死的不是村民，真正的凶手是他的父亲。但同样，他的父亲又是被爷爷一棒子打死的，这样就有一个很伦理的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感受到的，是这样一个孩子在看自己的父亲，看爷爷。是有一种审父情结在其中。01-11 20:12 

   阎连科:在《受活》里，我觉得我是有意地、大量地甚至强化、强调方言，但是在《丁庄梦》里，我觉得我是尽量淡化了方言。但是每一个人的语言，必然和他所生存的土地是分不开的，方言在《丁庄梦》中虽然少，但是仍然存在。但是你刚才说的，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我没有完成的一点是，其实我在最初写作《丁庄梦》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我的语言有一种《圣经》语言的风格，我特别把《圣经》拿回去看了看，更多不是看它的故事，而是琢磨它的语言方式，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完不成做不到，结果就变成今天这样一种语言风格了。我不太懂诗歌的方式。01-11 20:13 

   阎连科:我希望它有一定的诗意的朗诵方式。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样一种语言行文方可以缓解这样一个故事给读者在阅读中带来的心理上的压抑。他会因为语言而减缓这样一个故事给他带来的痛苦。 但这些语言，我觉得在我的写作中间不是有意去强调它，真的是在写作中不自然就来了，真的进入那样一种写作情景的时候，的确是从笔里流淌出来的，因为我写小说，写中篇、短篇从来都是写一遍就完了，不需要改的，改的过程就是调整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所有的语言都是自然流淌出来。所以在语言上，我觉得当语言流淌出来的时候，一切都是诗意的，都是美的，当你真的去雕刻它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是假的，都是矫情的。01-11 20:18 

   阎连科:我不太会上网，也都是人家上了以后跟我说。我觉得我今年在这三个方面稍微有点突出，但绝对不是“最”，我觉得一个作品中的道德维系，我不说它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有一点，我经常说，我们经常说巴金是我们民族的良知，但是我一再强调，我不做其他任何人的良知，我一定要做我自己的良知，我要对得起我自己的内心。一切的写作，首先对得起自己，再说对得起他人。01-11 20:17 

   阎连科:刚才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在别的地方也讲到这样的问题，刚才谈到劳苦大众、底层人、下层人的问题，我说得远一点，从理论上讲，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纠正的就是我们长期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仅是理论的一种，或者是写作的一种，但是要问的一点，为什么艺术要高于生活？为什么不能低于生活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谈到高于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到生活中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的劳苦大众、底层人是不在活着的生活中间的。比如我们说的改革开放和所有改革开放中这样一些风口浪尖的人物，所有那样一些劳动模范，所有这些和我们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人，所有那些被我们说为主流生活人群的人，其实都是在我们说的“生活上层”中，那我们关注活人的生活其实是关注这样一些人，靠他们，我们的文学史，不要说特别远，几乎这种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理论指导，最底层的人几乎不是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从这个层面上讲，我觉得为什么艺术不能低于生活？只有低于生活，我们才能关注到他们，才能看到他们，只有这样，你才能关注到、领会到这样一批人。 就一个文学和土地的关系，我觉得我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写乡村的，的确，乡村写起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得心应手的问题，我觉得每一块土地，如果是你的故乡，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不埋葬你的三代亲人，这片故乡的深刻性就会大大减缓。只有这块土地上有你祖先的坟墓、亲人的坟墓，有和你血肉相连的亲友躺在地下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这块土地真正和你有着血肉的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作家能写什么东西，不能写什么东西，其实从父母把他送上这个世界以后，已经决定了。我的父亲母亲把我送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我送到那样一个土地上那样一个乡村里，就决定我必须写这个土地，我也只能写这块土地，不是这块土地不让我写别的，而是这块土地让我没有能力去写别的东西。01-11 20:22 

   阎连科:这也是恰恰为什么我去写作是最合适的。第一点，我是河南人，当然艾滋病不仅仅在河南，比如安徽，比如湖北，比如山西、陕西、四川。当然有多少量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些省份都有艾滋病人，都是因为卖血传染的艾滋病。河南被新闻界更加关注，成为艾滋病的焦点，恰恰我也是河南人，更重要的一点，我又是地道的农民。我觉得我和他们接触其实有种天然的亲近感，不需要去彼此介绍一下你是干什么我是干什么的。我觉得只要我走进那个村庄，只要我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一句话，一切的隔阂、隔离都会被推倒，一切的痛苦都会被体验，我会在一瞬间成为他们村庄的每一个人。01-11 20:23 

   阎连科:香港首印印得很少，5000册，但这在香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他们说是接近于天文数字的数字。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艾滋病的原因，会被很多人关注，所以它就在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同时出版，新加坡是简体，马来西亚是繁体。01-11 20:25 

   阎连科:其实这样一部小说，原来有人建议叫《爱之》，国外称艾滋病原来是那两个字，咱们最初称艾滋病也是“爱之病”后来转化成这“艾滋病”三个字了。我觉得那样有点太讨巧。另外现在用《丁庄梦》，我觉得“丁庄”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梦”也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也有问题意义，如果你看了这部书，你会觉得《丁庄梦》是恰到好处的文字。01-11 20:43 

   阎连科:这是我的写作习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一天写一万字几万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比如我的颈椎不太好，腰椎不太好，其实坐两个小时我的腰就已经非常受不了了，我写一天2000字已经不少了。其实一个人一年能写10万字已经很多了，或者写20万字已经很多了。01-11 20:42 

   阎连科:灵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小说的开头是必须要有灵感的，一旦灵感唤起了小说的开头，一个故事，就像一团乱麻，这个灵感就是寻找乱麻的头，找到头以后就像抽丝一样慢慢往外抽，早抽晚抽都是一样的。01-11 20:41 

   阎连科:祝所有的朋友、网友新年快乐，不要都去买《丁庄梦》，如果有朋友买了借来看看就行了。01-11 20:46 

   阎连科:对，人得了艾滋病总有一天我们会战胜它，但是人心得了艾滋病，由古至今我们一直没有战胜过它。鲁迅以前说过改造国民，一百年过去了，鲁迅给我们留下那么多好作品，我们说的国民性批判，你今天会重新看到，国民性，我认为几乎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改善。甚至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当年我们能从鲁迅小说里找到的那种丑恶的东西，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可以找到，甚至更广泛，更令人触目惊心。01-11 21:18 

   阎连科:我觉得这样一部小说有三种人不要去看它：第一种人就是心灵比较脆弱的人。没有太多内心力量的人，这种书看起来……01-11 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