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著名编剧王兴东老师，与大家就编剧维权以及王老师作为著名编剧的一些感受。王老师去过日本考察，了解很多当地编剧的情况以及经验都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王老师自己是编剧维权方面的专家，他不仅与律师接触的多，跟受害编剧接触的也多。我们先请王老师跟网友打个招呼。

王兴东：正义网的网友们大家好！全国政协会议今天上午结束了，我参加正义网关于编剧维权的访谈，非常高兴。希望通过这次交流，大家共同提高维护编剧权力意识。

主持人：谈到编剧维权，去年召开过香山会议，之后一些导演和制片人也纷纷反映不光编剧需要维权，导演和制片人也需要维权。但是我所接触到和了解的实际上编剧队伍受到的伤害最大，给我们感觉在影视圈里编剧是最需要维权的。为什么会是编剧以打头阵的形式出现呢？

王兴东：我非常热情地参加正义网的访谈，因为我家里有检察日报。从2004年检察日报开始报道编剧维权，燃起正义之火，一直延续到2005、2006年。2007年又报道了香山会议的维权，还被评为去年检察日报的十大文化热点之一，并且是头一条。

王兴东：编剧开始通过维权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三年的维权工作让大家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这个权利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著作人享有17种权利，其中6种权利是作品形成以后必然产生的权利。第一个是写完作品有发表权、署名权、保持作品的完整权、取得报酬的权利等。我们这次的维权范围是，只要这六种权利中有侵害编剧的行为，我们都要站起来维权。所以通过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知道权利是法律赋予每一个人的，如果不去维护别人就会伤害我们。

王兴东：刚才主持人问为什么导演不维权？其他人不维权？在著作权法第15款中导演有署名的权利，整个影片的制作权归制片人所有。同时一部影片和影视著作中单独使用权利的有剧本和作曲家有。比如这个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播了以后歌曲可以单独发表，剧本可以单独发表和使用。我的剧本写完了以后想改成京剧，要买我的作品版权改成京剧。法律赋予我们作者这些权利，因为电影剧本是电影著作版权的核心版权。要想拍电影必须有作品，这是作家创意产生的核心作品，属于知识产权部分。所以编剧是第一个要受到法律保护的，要主张自己的权利。

王兴东：我在国外考察过，美国和日本对剧本的保护版权非常好。当你有一个构思，我有一个想法，我可以先到注册公司先注册，这样我的构思会受到法律保护。如果你写成初稿以后寄给公司，初稿也受到保护。我接触到的日本剧作家协会会长的时候谈到，日本的剧本写好以后交给制片商，编剧创作的剧本和制片商必须花钱购买拍摄影片的使用权，作品可以写成小说、动漫等。

王兴东：编剧和制片商有版权分成。比如拍成电影以后，在电视台播放、做成VCD，或者影片卖到其它国家。我问日本会长为什么编剧和制片人有版权？他说在日本导演是没有版权的，没有著作权，只有编剧才有这种权利分成。编剧把创作结果许配给了制片人，制片人找导演，导演再分给演员，最高的放权人是编剧，所以日本的编剧知识产权保护非常好。一个剧作家写一个好的剧本，可以不断地从市场发行、不断放映获取一定的利益提成，这样使得作家老有所养，这一点维护得非常好。

王兴东：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的维权不是很健全，这是因为中国的著作权法颁布的比较晚。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是1910年的大清著作权法，比国外晚了100多年。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是1990年颁布的，到现在才18年。现在网上下载，VCD盗版，不尊重原创的事情屡屡发生，主要是版权的意识比较差。

王兴东：今年我们召开了编剧维权论坛大会。会议上大家看到国外的知识产权保护得非常好，美国编剧罢工对全世界的影响非常大。这向我们演绎了一个事实，一旦编剧罢工，影视产业就要瘫痪，没有编剧的剧本再好的主持人，再好的演员和导演都没法生产。美国编剧比较团结，所以就有了大罢工。大家知道，编剧罢工以后奥斯卡的颁奖词都没有人写了。有一些演员也十分支持，如果没有编剧，著名演员也只能聊自己的私生活。所以，通过美国这次罢工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国编剧在向什么维权？不是一些基本的版权问题，而是向互联网，向手机这样的一个层面索取著作权分成。这场斗争的胜利无疑给中国编剧人提升了知识产权的价值认识，这个非常有意义。

主持人：和美国编剧维权相比，中国编剧维权还是处于基本权益的维权。

王兴东：对，我们的层次是非常低的。比如我们这次维权重点是在署名权上，大家已经不能再忍受了。早年无论是在中国电影30年代，还是文化革命的50年代，或者是我参加电影工作80年代，当时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字幕上首先出现的是编剧王兴东。到了90年代后编剧的位置越来越往后。比如，在《墨攻》影片中导演把编剧的署名排到了40多位，和会计并列，这实在不能容忍。按理讲，一个影片中会计是没有署名权的，可现在连打水的会计的名字都出现了。

王兴东：还有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影片出现之时，监制、总监制、策划、统筹、顾问，名目繁多的一大堆，把编剧放到夹缝中。有一个编剧讲写了一个电视剧，答应给署名，可是看了三集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买了VCD回家放了好几遍才找到自己的名字。一大堆的署名不知道编剧是谁。

王兴东：现在热播的电视剧是《士兵突击》，大家都知道主人公是许三多，王宝强演的，但谁知道编剧呢？导演是康红雷，很不错，还导演过《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但大家不知道编剧是蓝小龙。他为了写这个剧本在部队里当了一年兵，没有他的连队生活，怎么会有许三多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没有这个人物形象怎么会有导演的作品？可见编剧的重要性。

王兴东：可是编剧的署名常常受到别人的伤害。第一个影片成功了不谈编剧，第二个报纸讲了两、三千字不谈编剧，署名权被抹煞了，被排挤了。

王兴东：影片后期制作是导演和制片人，把自己的名字摆在前面。像《暗算》的编剧，自己获奖了还不知道，编剧署名权受到了伤害。署名权属于人格权，是与生俱来的，是不能更改的。就像记者写东西，写上你的名字，这就是你的署名权，别人不能随便改。

王兴东：现在我们发现一个不好的现象是，一个导演找了八个编剧，做大分母，突出导演自己，把编剧的价值贬值。每个人之间都互相产生矛盾，这次维权主要是在署名权上做了很多工作。还有VCD、DVD、海报、报纸没有编剧署名，很多海报不登作者的名字，尤其是DVD，这都是损害编剧的署名权。所以这次维权的重点是对准署名权，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王兴东：这次我在政协的会上提到署名权，所有的政协委员都热烈鼓掌。你看《三国演义》，总策划、总监制的名字很靠前，而原著罗贯中的名字却被排到了十几位。这不是一个先后的问题，是一个尊重创作，尊重作品，尊重文学，是对权益的保障，是署名权的问题。

王兴东：目前普遍存在一大批自由职业者，以写剧本、电视剧、广告为主。他们是个体，面对着文化公司和文化集团是弱势群体，因此在签合同时经常上当受骗。有时只拿第一笔定金，剧本就被拿走了。有的是拿着剧本去融资，融不来资说你的剧本写得不好，有的不经你的同意把剧本倒卖了。现在编剧酬劳按阶段给付，30集的电视剧先给10%的定金，稿子写了一段时间后再给第二笔稿费，这个会达到60%。剩下30-40%到最后开机时才能支付。但五年或者不十不开机的情况都有，这样剩余的稿费就拿不到。另外合同里也有一条霸王条款“要改到我满意为止”。折腾来折腾去永远要改。所以现在通过不断维权，大家互相交流经验，产生了很多的经验。

王兴东：这些经验包括，首先不签霸王条款。第二签合同绝对不能和第三人签，要跟法人签合同。另外签合同时，一定要非常严格，必须稿费全部付清合同才生效。过去我们常常说即日起合同有效，这样你就受到很大的损失。中国的编剧有的是跟制片人签合同，有的是跟导演签。在日本编剧只是跟一个人签，不像中国这么混乱。

王兴东：约稿的人不一样，有的是导演兼制片人，我买你的剧本，至于我筹不筹出来钱拍片跟你没有关系。在国有企业里这种事比较少，像北影、上影这种大厂不欠款，因为有法律保证。现在文化公司多如牛毛，各种各样的公司都有。

主持人：私有的或者是非国有的呢？

王兴东：说到底是诚信原则，双方签合同是以诚信为主，我们现在是不诚信。

主持人：有机制上的保障吗？

王兴东：剧作家协会应该负有法律上的保障。我们签合同一般和文化制片公司，或者与兼制片人的导演签，还有一些国营企业约写剧本。我现在基本不跟别人签合同，因为我体会过签约的痛苦。说六个月要完成，可剧本构思费劲，调查、想象是需要下功夫的。

王兴东：国外在作品保护上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写一个好的作品可以享誉50年，而我们就是一锤子买卖，这也是此次维权中想主张的权利。从我们国家整体来讲，我们也看到很多制片人冒着很大的风险。在这里我也要说一句对制片人同情的话，由于中国文化产业的提出，产业政策还不健全，还没能够有更好的法律体系、保障，导致很多制片商承担着很大的风险。投资片子，没有进入市场和发行就有盗版了，连锁反映票房收入差了，电视播放收入也不高。

王兴东：如果我们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保障制片商的利益，才有可能保障原始版权，也就是编剧的基本利益。所以维权是互相的，你尊重我，我也要尊重你。但是署名权、修改权是编剧的权利，制片人和导演应该尊重修改权。

主持人：是否控制不了主创人员的地位？编剧是作品的主人，实际上是给制片商打工，这样就无法控制剧本的修改。

王兴东：很多人不知道著作权法要赋予作者权利，但仍显薄弱。导演以为花钱买了你的东西，砍掉你的脑袋，只要你的手在写，你不用思想，你得按照我的要求去写。很多制片人不知道著作权法赋予了作家权利，我非常感谢媒体能够在全国进行这次报道，让大家知道影片的第一生产力是编剧，没有好剧本就拍不出好片子。编剧是有修改权的，是有设计作品权利的，编剧的权益贯穿整个影片完整的过程始终，包括演员的每一句台词都是编剧设计的。

王兴东：这次维权活动没有想到包括检察日报、正义网还有其他媒体都在报道编剧维权，大家知道编剧了，要善待编剧了，达到了我们基本的维权目的，我们不是主张跟谁要钱。

王兴东：我访问日本回来以后总结出，“剧作使导演有了工作”。没有剧本，导演干什么？剧本使演员有了角色，剧本使投资者有了创意的资本。国外是拿着好的剧本到银行融资，银行先要看剧本，保险公司给保险。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打电话请明星演戏，明星首先一定要看剧本。导演也要看剧本，化妆、摄影师、作曲家都要看剧本。所以，“剧本是一个金色的链条，把整个电影活动组合在一起。”

王兴东：有人说编剧是前期活动，后期不参加，不能把一个剧本看作是大厦外面的脚手架。其实编剧所设计的思想、人物、命运、情节、细节和对话都已经融入到电影大厦建筑的结构之中。比如许三多，他的每一个命运和动作都是编剧在构思时想到的。包括像《集结号》这样的片子，编剧在设计的时候想好了整个构思。所以不能认为片子拍完了，剧本可以拆掉，这是不行的。

主持人：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编剧的权利受到侵害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制片人、导演的著作权意识不强，对编剧应有的权利不尊重。另外是影视产业的风险存在，导致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造成编剧权益受到侵害？

王兴东：我在想为什么当初做编剧的地位很高，有很多领导中国电影的大家都是编剧出身。而现在编剧地位却如此偏低？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媒体。媒体宣传影片时，总是把焦点、成就对准明星和导演，后来又有了制片人的加入。而编剧是跑第一棒的，然而大家只看到最后冲刺的那个人，所以我想这是媒体起的作用。

王兴东：第二是评论家。当代的评论家评论问题，评价一部影片时，总是在评论导演、演员，评论形式、风格、样式。很少注意评剧作，这个是文学形象提供的。过去有评价剧作，现在的评论家没有人会冷静地把剧本读下来。

王兴东：第三是评奖。各种各样的电影节只是为了突出演员，演员有四个奖项，再加上新人奖，唯触不设编剧奖。金鸡奖六次空缺，百花奖没有编剧奖，但有导演奖、演员奖，最佳影片奖。可是没有编剧，电影怎么拍出来？花要是没有根怎么开花结果呢？编剧是根本！

王兴东：最后一个原因是排挤编剧，甚至是编剧之间都互相侵权。比如，你写了一个剧本后，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下，别的编剧很有可能介入进来，这是有互相排挤的可能。我觉得编剧自身行业内部，导演内部，制片人内部，对外发行公司不署名，内部很歧视你。这是第四个原因，电影圈内的不和谐造成问题的产生。

王兴东：另外，领导宣传工作时比较偏重明星、导演，对编剧不重视。所以这次在听总理报告，包括在两会期间呼唤编剧维权时，都得到了很多政协委员的支持。在我的提案里，要求凡是在电影和电视剧署名上侵害编剧权利的必须要纠正，如果不纠正不能给予通过审查。第二，凡是拖欠编剧稿酬的，产生法律诉讼的，片子不能通过审查。现在要建立一种什么制度？在审查片子时，必须要有编剧完整的授权。第三，凡是恶意篡改编剧结尾的，违背编剧初衷的，编剧有权制止，这也要求广电总局在审查时要卡住把关的。

王兴东：为什么要提出这三个特点？就是政府首先要站在维护法律的立场上维护编剧的权益，政府要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我们这次维权声明已经发出20多天了，期待着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都能维护中国的知识产权，维护编剧的著作权。

王兴东：第二是中国剧作家协会也要维权。比如对编剧的署名权、报酬权，应该有一个态度。中国文联更应该表态，文联的章程里有一条规定，中国文联建议和要求特别是依法维护艺术家的权益。我们要求百花奖和金鸡奖设置编剧奖，中国文联应该做这个事情。我已经跟文联党组汇报了，也希望中国文联站出来，中国电影家协会也要站出来。因为百花奖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都是有最佳编剧奖的。

王兴东：80个编剧不仅仅是代表80个编剧，而是代表着一个行业。通过美国的编剧罢工可以看到，编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如果以组织和以组织名义或者协会和协会的名义进行谈判和交涉的话会很好，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正在力图承担这个责任。

王兴东：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成立于1983年，在上海成立，已经25年了，由夏衍发起。特别是文化产业市场化以后，行业学会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务院办公室颁布过通知，希望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和支持行业学会的活动，尤其是维权。各个行业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它的权益，然后才是进行学术交流，作品研讨，国际上的交流。我们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工会组织，我们是挂靠在广电总局。所以这次只是在道义上最早发表的声明，随着维权斗争的深入，今天也是第一次在正义网透露这个消息，我们要成立维权部，从事维权工作。

王兴东：将来我们逐步发展剧本注册，随着市场要求，逐渐地走向规范化。刚才说到美国的编剧罢工，因为美国这个国家体制是那样的。可我们不会那样，我们要依法行事，中国的编剧还是比较遵纪守法的。所有的编剧，都不是滥竽充数的。

主持人：其实编剧行业地位的提升，包括文化水平的提高，肯定离不开制度环境和政府的支持，要努力发挥一个整体行业的水平。单个被侵害的个体维权的个案实际上也很重要。因为诉讼都是以个案的形势出现的，他会推动维权水平的提高。

王兴东：你们是搞法治建设的，检察机关做得非常出色，我也听了贾春旺检察长做的工作报告。监督很重要，上海有个编剧写了电视剧《周旋》，官司是打赢了，但是没有人执行。这样一种拉锯战，一种漫长的痛苦过程使编剧耗费了很多心血。

主持人：肯定这种个案会不断的出现，个案的出现会推动整体的维权水平的提高。

王兴东：对。有一个作者创作了影片但是没有得到稿酬，当这部片子要进行审查时，他把自己的想法递到了审查机关。审查机关告诉发行商编剧的稿费都没有付清，不给审查。所以只能把钱留在国家电影局让编剧来取，这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智慧，在最后审查的关口上下工夫。所以我们提出希望国家的管理部门站在编剧的立场。第二是用个案推动法律意识的提高。我们决心今后发现一个海报上如果没有署编剧的名字，集体维权小组就要打官司，而且要重罚。

主持人：集体起诉应该是我们学会统一的组织。

王兴东：是。我们的学会要成立维权部，今后看到VCD外包装上没有署编剧的名字，不管是谁，要道歉。这是在王力平先生主持的中国音乐家学会激励下学习的。在大堂里播送他们的音乐要定期把费用交到音乐家学会，他们做得非常好，我们也要渐渐地向这方面发展。我们做的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像VCD、报纸、海报。

主持人：那天我参加会议听到一些个案，我觉得大家是对诉讼的规则不是很了解。第一，签合同的时候被别人的陷井套牢，打官司的时候按照法律的诉讼规则却无法胜诉，因为没有证据支持，当时签的合同不严密。作为个体，在基本维权方面的法律知识要提高，要有学习。

王兴东：这个意见非常好，这是我们进入市场后编剧自己通过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有的编剧每做一部片子，发现合同中有漏洞就修改，现在已经具备了很多这方面合同经验了。比如，一部初定为20集的片子，规定一集的片酬，到最后电视剧拍出26集，多余的6集没法要钱了，这6集的版权没有了。所以遇到这类情况就要重签合同。再有就是署名，我的署名是第一编剧，不得在我前、后署其他人的名字，并且要求在VCD外包装，一切产品都要署编剧的名。过去你不主张，是不给你署名的。你主张了，才会有署名。

王兴东：再就是和导演签合同。剧本中涉及到的重大情节是不能改动的。另外还有这样的情况，我写好的剧本交给你限期一周内看完，规定要有保密的权利，合同法有保密的条款。剧本内容不能泄露给他人，既使你不使用，也不能把我的构思框架等告诉别人。这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香山会议期间，最高法知识产权厅的陈厅长也给我们讲了如何签合同，如何以法律的名义保护自己。所以，也想哪天再把编剧集合起来，相互交流经验。编剧在斗争中，在教训中，在官司诉讼中逐步完善，成熟。

主持人：签合同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需要你掌握法律知识，有的时候甚至会像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介入才可以。我们要学会可以整合一些知识，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经验，有一个合同范本，提供给个体编辑或者对会员进行培训，指导。

王兴东：对，这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我们会聘请法律顾问，现在很多律师热衷于知识产权官司。侵权是一件伤心的事，是一件坏事，但是每个编剧打了一场官司后都特别的轻松，他们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学会保护自己。作为编辑，一定要学好著作权法和合同法。

王兴东：我们学会也准备办一期这样的研讨论坛，就如何签好影视剧本转让合同，请律师，请法院的专家，也请一些有经验的编剧，大家形成一个好的文件，通过网络和报纸、媒体发布。因为现在全国从事影视剧本创意的人很多，主持人这个意见提得很好。

主持人：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

王兴东：对。

主持人：从更大的方面来说，包括我们的学会和编剧的队伍对制度改良上还有什么建议吗？

王兴东：著作权法是必须要学的，但是从整个文化产业政策上讲还不严密。政策在创新机制上还不完善。你想要做大一个文化产业，要把文化事业做得繁荣和发展，原始创意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那天我在发言中也说，中国悠久的历史积淀了非常好的文化资源，美国拿走了一个木兰充军的故事，创造出了12亿美金。我听说神笔马良也要在美国搞创作。面对诸多这样的情况，中国的编剧和作家应该怎么办？你说谁去开发？首先是编剧，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琢磨成一个文学形象，设计出一个剧本，然后才能有后面的导演制作，演员表演，企业家才能到工厂里去加工。

王兴东：创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编剧。所以要保护编剧，保护创业。体制不完备，才会出现这么多漏洞，才有很多剧作家拿不到稿酬。最近一段时间，许多来自西安、广州想从事编剧的年轻打电话给我。我说孩子，首先编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你要从事这个职业写不出剧本，你就没法生存，写出的剧本没有人采用，你连发表的地方都没有，那就等于一堆废纸。而且编剧的职业不是因为你是新手，人家对你的要求低，必须要达到市场的认可才可以。所以一般做编剧都是在28、30岁左右才可以逐渐地成熟起来。

王兴东：现在编剧职业也很悲观，通过这次维权我也体会到。很多编剧像我这样做到底了，我已经从事30多年了。很多年轻编剧和中年编剧准备改行，做制片人和导演，现在坚守行业的人少了。再有就是深入生活的人少了，大部分都是闭门造车。从网上看资料，从报纸、杂志里找材料，再有就是把别人过去的片子改一改。明显的表现在创新不足，首创不够，这个状态如果政府不引起重视，不及时引导，是不行的。

王兴东：所以我在发言中提到了要想提升文化产业的软实力，必须要有硬措施。编剧要深入生活，搞一些重大项目，国家要提供深入生活的资金，提供一些路费让他走向生活。第二，凡是侵害编剧著作权的，国家一定要采取强硬手段保护编剧的权益。再有就是我们要走出去，真正要想创造一些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需要的作品，首先就是要编剧走出去，编剧掌握国外的市场。就像地上要盖房子，首先要勘探一下房子，哪有山，哪有水，回来画图大家才可以建造。要想建造首先要设计，国际市场是什么样，编剧要多出去看。所以要有硬措施，这几个措施必须要强硬。

王兴东：还有就是打击盗版。盗版是我们的公敌，是我们的公害。盗版如果不打击，大的制片商得不到利益，同时也伤害编剧的作品，这些都是法律应该出台的。另外，盗版超过7万元利润以上的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主持人：短时间内，编剧维权估且得不到最根本的改善。王老师，您觉得目前最重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王兴东：第一，我非常感谢正义网请我做这次节目，通过网络向全社会传达一种声音。就是编剧是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保护编剧的创意，保护编剧的构思。当你享受一部影片的时候，就是在享受编剧的成果，所以你要尊重编剧，保护编剧的权益，不要伤害编剧。因为所有的权利通过这次编剧维权已经达到很大的普法教育了，大家知道编剧是有权益的。

王兴东：这次主要是强调署名权和报酬权利，通过各家媒体的报道，全国关注编剧的事情特别是政协会议上很多委员也表示了支持，我觉得非常高兴。第二，我想传达一种声音，作为学会要团结起来，使编剧通过维权能走到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最重要的。我想正义网，在讲台上就是呼唤正义。如果没有公正，就不会有和谐，我们要善待编剧，尊重编剧，尊重我们的劳动和创作。

主持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谈唤起大家对编剧权利的关注。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王兴东先生。

王兴东：谢谢正义网，也谢谢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