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也刚拿到莫老师的新书，好象刚在上海开的新闻发布会。
莫言：对。
主持人：这个为什么叫《蛙》呢，可以解释一下吗？
莫言：尽管调离了《检察日报》，当走进大门的时候，碰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一下子想起十年的检察日报的经历，心里非常温馨。能够写出这样书来跟检察日报工作的十年有关系。这个为什么叫《蛙》呢，也是想了很久才确定的题目，《蛙》跟娃，跟人类神话中女娲的娲都是同音字，在北方仙民《蛙》是神物，女娲繁衍不息的象征，这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词。
主持人：封面是自己选的吗？
莫言：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美编做了好几次方案，最后确定的，本来是很繁琐的，里面有画青蛙和小孩婴儿的照片，我后来说简洁一些后来确定这个方案。这是一个北方农家妇女都会的剪纸，我看这个想起我母亲带着我女儿玩的时候，撕下报纸用剪刀剪下这么一个婴儿的形象。
主持人：今天在地铁里面看到高密剪子好象是一个品牌。
莫言：这个是比较悠久的，剪纸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持人：这部新书的封面是吗？
莫言：这就是随便剪的。
主持人：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书的内容。
莫言：这部小说酝酿很长时间，夸张一点说从来到人间的时候就开始孕育了，小说第一主人公人物原形就是我的姑姑，她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了90年代初退休几十年来做农村的妇科医生的工作。经过她手接生的孩子不少于一万个，新中国漫长历史当中生育问题一直是联系到千家万户的大问题，计划生育也是几起几落，我的姑姑作为妇科医生，当然也亲历生育历史上每一次高潮和低谷。他一方面像送子菩萨接生一万多人，但是也为很多违规怀孕妇女做过人工流产和手术，这么一个人物我想内心深处一定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任何一个妇科医生都愿意看到把孩子接到人间，愿意看到产妇脸上的笑容，都愿意看到孩子家里亲人们的笑脸。谁也不愿意看到强行把孕妇送到手术台上为她做终止生命的工作。我想姑姑这个人物肯定可以变成小说的一个主人公，我80年代初开始写小说，这时候开始想怎么样把姑姑作为一个人物写到小说里面去，由于个人的思想不成熟一直觉得没有把握好姑姑这个人物的个性。我想把姑姑性格定位在什么位置上叫一直没有想好，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开始，2002年春节的时候日本作家跟随日本电视台到高密来拍有关我的节目，他做嘉宾。我们谈话之间问到我们下一部作品，我说很可能把生活中姑姑作为原形写到小说里面去，他对我这个构思很感兴趣，在大年初一的上午带着他拜会了我的姑姑，他们谈的也非常愉快，她谈几十年来的经历，给这个日本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多次讲话当中谈到莫言的姑妈，说是一个乡村妇科医生，他的脑海里面会出现乡村妇科医生，在冰天雪地里骑着自行车，在大河上快速的奔驰、前进，去给人家接生去。
莫言：我跟日本朋友的谈话也增加了这部小说的信心，我在2002年春天开始写这部小说，写了大概有15万字，我突然觉得姑姑这个人物越来越模糊。本来过去的时候写小说，写到十万字的时候小说主人公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小说主人公的结局和命运每一个细节已经非常的明白了。但是这部小说写到十万字的时候姑姑的形象越来越模糊，感觉到把握不住了。另外在结构上也感觉到非常混乱，当时考虑的结构是小说中主人公我作为一个剧作家坐在剧场里面观看舞台上正在演出，根据我的剧本所做的戏，我在看戏过程当中不断回忆、联想，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接受媒体的采访，接到家乡很多亲人电话询问。小说里面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字体来标注着表述着不同时空叙事层面。连我自己都感觉写的混乱不堪，这对读者肯定是一种折磨。我就放下了，先完成了另一部小说《生死疲劳》，这个在2006年底出版以后，在2007年的时候重新拿起笔写这部关于姑姑的小说。这时候把前面的15万字全部放弃，重新写。我想没有必要用这样复杂的结构，当然我在每一部长篇写作开始的时候总是要想好跟过去写过长篇不一样的结构，不一样未必是代表着很复杂。我突然想到了像书信体这种结构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方便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如果说不会写小说，这说明是没有开发他这方面能力。我也多次劝人，你会信就会写小说，你就把小说当信来写好了。我想书信体的写作是最便利，也是最普遍的。我后来虚构了一个日本作家，有人说这是不是以前的那个朋友，我说还不能完全是，但是他促进了这部小说过程。小说里面的山本木仁跟小说里面有一定的关系，我作为一个剧作家正在构思有关姑姑生活素材构思一部话剧，在这样过程当中把姑姑的故事和本人的故事不断涌信的方式向日本作家来诉说，来汇报。到了小说最后一部分话剧也完成了，小说现在分成五部，前面是我跟山谷义仁通信构成的，后面变成话剧。
莫言：当然这个结构看起来很简单，我觉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前面这四部是用写实笔调来写的，到了话剧里面突然变成了一种艺术构思，话剧里面也出现了很多超现实的因素。小说里面有戏，这部话剧里面依然套戏就是戏中有戏，话剧的方式和前面书信相互补充。
主持人：这部小说结构非常特别，有没有借鉴过之前的一些作品。
莫言：像书信体小说在古今中外小说里面可以说有很多。但是书信体和话剧的结合，我的阅读范围之内还没有读到过。在我本人创作的历史上也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方式，所以我现在不敢茫然的说面对着像浩如烟海的小说海洋不敢说这是一个创新，但是对于我自己过去的创造来讲有一点创新意义。
主持人：第一封信落款是2002年一直到2009年，是不是跟您构思的过程正好一样呢？
莫言：2002年跟日本朋友春节之行是吻合的，之所以延续到2009年，就是为了把小说里面所描述的历史生活尽量的像现在延伸，一直延伸到当下是最好的。
主持人：您是怎么收集素材的呢？我们也注意到小说中有很多很时尚的东西，比如说代孕等等都是很时尚的东西，你是怎么收集到的呢？
莫言：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脑海里面同时孕育着几部作品，没有说一个人的脑海里，作家小说库里面就只有一部作品，应该有很多部作品同时在蕴育。打一个比方，就像有很多抽屉，像《蛙》，生育小说有一个抽屉，有关战争的小说是另外一个抽屉，我即便写生育这部小说的时候也在阅读，也在生活，也在看电视，看电影，也在出国访问都会接触很多跟战争题材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或者立志传说，我发现这方面素材头脑里面抽屉一下子打开了，把自己的素材积累到受抽屉里面去。我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写跟农村的关系，但是《蛙》这个小说已经展开了，已经写到前面十五万字初稿了。这几年社会生活当中每一个跟生育的事件都让我非常敏感，我一旦发现都会当做素材积累到抽屉里面去。
莫言：你刚才说代孕中美合资妇产科医院，一个生育领域出现种种现象都会被我作为素材积累起来。包括检察日报上很多有关贩卖婴儿的案件，有关警察帮助很多被人家把婴儿拐卖又找回来的案例，这为我提供了素材。所以我经常看我们的报纸，实际上也是一个积累素材的过程。
主持人：你刚才说2002年写15万字，后来基本上推翻了。
莫言：作为一个毛坯放在那个地方，这两天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过两年之后能不能把现在《蛙》和第一稿15万字废稿合编成一本书，对文学的研究者也许会有一定的用处，类似于一个小说的现场，小说的工厂，你看到一个成品，你也可以看到半成品，为什么半成品扔掉了。这15万字废稿和22万字写成稿子编在一起对照的话也许会产生一些很有意思的效果。
主持人：当时之所以废掉02年稿子是因为姑姑性格不能把握，现在对于姑姑性格定位是什么呢？
莫言：我生活中的姑姑家庭出身是地主，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地主成分在农村意味着什么，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50年代阶级斗争搞得那么激烈的时候地主成分就是敌人，要被管制的，你作为地主的女儿在社会生活当中是非常的艰难，你要替父母，替父辈承担罪责。别说好的工作机会没有，即便在最低下工作岗位上，从事沉重的劳动也要受到政治方面歧视，你的前途是一团黑暗的。姑姑作为地主的女儿从事着医生的工作，一方面是由于她女承父业，另外因为她有文化，在50年代识字人很少。姑姑在这样历史背景下找到了妇科医生这样令多少人羡慕的岗位，她对社会，她对国家的感恩戴德之情势必化为他的巨大工作热情。当时她工作的积极性，那种对工作的负责任的精神是可以想像的，他是带着感恩戴德的精神努力工作，因此赢得了上上下下一片赞誉。
莫言：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大爷爷包括姑姑受到很多冲击。她在文革期间也被赶回农村变成赤脚医生，过去工资没有了，变成像农民一样挣工分吃饭。到了70年代末又落实政策，又恢复公职，她本身经历像很多乡村医生一样曲折。在这个时候参与计划生育工作，他从内心深处什么也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生育的问题上她的思想上也是不愿意看到计划生育让每个人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现状。我真实的姑姑是一个很普通的乡村医生。小说里面姑姑身份做了一个颠倒，小说里面姑姑就是八路军医院院长女儿，而且在抗战末期牺牲了，她是革命烈士后代，是根正苗红。农村革命烈士女儿，有文化，又漂亮，从事这样令人欢迎的工作，她在50年代的辉煌是无以复加的。当时乡下所有人看到她是仰望的目光。小说里面姑姑跟空军飞行员谈恋爱，之后他的爱人驾机逃亡，在60年代逃往台湾，作为他的未婚妻遭遇可以说从天堂落到地狱。后来飞行员在逃跑的时候还留下了一条活路，故意丢下一本日记。姑姑重新获得行医权利和组织的信任，对于他来说也是感恩戴德。
莫言：在计划生育开始高潮当中，她变成了坚定不移的执行者，甚至像强迫狂一样的，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私自怀孕的产妇和家属斗智斗勇。我集中写了三种这样冲突，一次是对一个已经生了三个孩子的妇女强制流产，这个妇女跳了河。一次是“蝌蚪”的妻子违规怀孕，死在姑姑的手术床上。最后一次是王丹，她也是违规怀孕，到处躲藏，挖了一条地道之后展开追捕，在这个过程当中马上就要生了，所有人包括姑姑铁杆粉丝，她的助手用跳河方式延长时间，为了让产妇能够生产。大家齐心协力跟姑姑作对，姑姑马上就明白，在这时候产妇王丹分娩开始了，姑姑驾驶的计划生育专用船靠到木筏上，产妇丈夫拿出刀来把你魔爪拿回去了，她说这不是魔爪，这是妇科医生的手，之后助手说姑姑让给你妻子生育了。这样医生接生近一万多个婴儿，也铁面无私为数千个妇女做的手术，她的晚年随着社会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变化内心一定不是平静的，肯定充满了这种矛盾，充满了惊涛骇浪。小说里面设计了姑姑到了晚年嫁给民间专门捏泥塑的人，姑姑口述下泥塑艺人捏了很多孩子形象摆在姑姑搞出来空房间来。
莫言：当然我们也没有说用这样方式来否定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我还是客观再现计划生育必要性，而且也客观的描述了中国当时的人口所面临的困境。这个小说写的个人内心深处最痛苦的地方，也是写我们这一代人内心深处的痛处。50年代出生的人为计划生育政策做出牺牲，我们没有独生子女政策很可能是两、三个孩子父母，有了这个政策，我当时作为革命军人，作为共产党员肯定要率先响应党的号召。我想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人，我们都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未来而牺牲了压制了我们个人的意愿。我想80年代独生子女所忍受的孤独和忍受的痛苦也是为了国家人口政策作出了牺牲。我觉得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三十年来关系到了千家万户，影响到千百万人的命运。从小方面来说是个人之痛，从大了说是千百万人痛，更广大说也是国家的痛。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愿意实行这种政策，我想中国在80年代之所以形成这个政策，也是人口到了不可收拾的极端的情况才出台了这个政策，应该也说国家的无奈之举。如果有任何办法能够避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使人口得以不出现危机，我想国家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这就关系到中国的国情，我觉得研究中国问题首先要了解中国国情，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的人口紧密相连。
莫言：我记得80年的时候党中央写致全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公开信，号召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当时说我们人口经过这样三十年，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调整和解决。今年正好是三十年，现在也开始进行人口问题进行讨论，很多大的媒体上，我们的网络上关于这个问题讨论一直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像胡鞍钢和人大校长纪宝成都发表了关于人口问题的见解，他们见解一旦发表出来在网上遭到铺天盖地的围攻，有的骂，有的捧。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个人认为生育问题首先解决的不是说先延续独生子女政策，还是放开这个政策，而是应该先了解我们人口生育领域存在那些状况。80年代初我们对农村计划生育，由于有姑姑这样铁杆执行者，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真的可以落实到每一个家庭。但是80年代农村改革，土地包产到户，人民公社作为一个经济体制载体之后，农村已经变得自由了，过去农民是不能流动的，你流动出去没有介绍信旅馆都住不了。现在农民可以带着老婆、孩子随便到一个地方打工了。
莫言：还有一些人生出来你能怎么办，你来罚款我家只有半间破房子。当然在农村一直没有说彻底的独生子女，一个男孩要独生子女，如果第一个女孩六年之后可以生第二胎。
莫言：像一些特别有钱的人也不在乎罚款，我看到报纸说一个浙江人生了第二个要罚款80万，他第二天拿了100万去了。在生育领域里面存在很不公平的现象，首先应该先了解我们生育状况，然后摸清楚最基础的基数.我写小说的时候顺便附带考虑的问题，也有可能变成读者读这个小说延伸考虑的问题。因为我写这部小说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触及敏感问题，因为写作不是比大胆，也不是向社会挑战，写作还是从人物出发，我要实现的目标要写出像姑姑这样的人物，在我的小说里面没有出现复杂的立体的三、两句话难以知情的人物。这个人物在生活当中很少见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物形成在一起形成这样复杂的人物，她的一生经历，晚年的忏悔能够激发我们对很多社会问题，以及对人的最本质的问题的一些认识。
莫言：小说里面蝌蚪的反思，蝌蚪对自己过去行为的认识也是他上升到一种新的高度。我们过去老是在反思历史的时候总是向外看，总是要看社会对人的压迫，政治对人的压迫。老是看到坏人对好人所施加的暴力。我们从来都没有认真的向内看，没有反思每个人内心深处所浅藏的罪。我这个小说最后会推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当然这也代表了我创作几十年来慢慢到达的一个阶段，我通过这部小说反思我们这一代类似知识分子人的复杂的心态。当年也曾经以冠冕堂皇的口号掩盖着我们内心深处的私欲，我们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里面也曾经往外释放过我们的罪恶。现在我觉得是清算社会，清算他人不如清算自己，只有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更加清楚了，每个人认识到如果环境不正常，如果社会失去了法律和道德的限制，每个人都可能变成罪人。
莫言：如果有了这样认识就会变得对他人宽容，就像我今天上午在北京大学为德国伟大的作家马丁瓦尔德先生颁奖的说话所发表的演讲说过，我们只有这样不仅仅会联名好人，我们甚至会对一个看起来十恶不赦的恶棍也给予理解和同情之心。因为恶棍之所以成为恶棍，也有许许多多的外在的原因，因为恶棍作为一个体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去年在美国的佛罗尼亚大学一个韩国学生枪杀30多个学生之后，在最后举行追悼晚会的时候美国受害者家属也为这个害人者点燃了一只蜡烛，我觉得这才是具有深度广度的悲悯之心。
莫言：越是这种对抗、冲突、矛盾最激烈的时候越是能够让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无遗。我们过去小说家经常有一个说法要设置一些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然后把人放进去，看看灵魂在里面会发生那些变化，这是我最根本的想法。
主持人：叙述者叫蝌蚪，这个名字也起的挺好的。
莫言：蝌蚪可能跟娃有一点的联系，我这个小说第一稿叫蝌蚪丸，1958年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块新闻，这个新闻就叫蝌蚪避孕法，50年代的时候已经在倡导人口要有节制生育，当时乡村医生发明蝌蚪丸，在夫妻房事之前吞吃十只活蝌蚪可以起到避孕效果，但是事实证明这很荒诞。所以一开始叫蝌蚪丸，后来觉得不太好换成了娃，蝌蚪作为最好灵感的元素就保留下来了，最后让小说主人公之一叫蝌蚪。
主持人：我看小说侵华日军有一个叫山谷，这有什么关系。
莫言：我之所以给日本人，给日本作家写信的方式，跟大年先生02年春节去高密有关系，山谷义仁是虚构的人物，这里面设计了一个细节，山谷义仁父亲就是当年侵华日军驻平度司令，而且姑姑母亲和奶奶包括姑姑本人当年是作为人质被山谷司令抓到平谷城里面去的，这样让山谷义仁跟姑姑产生关系，在通信过程当中他知道父亲对当年姑姑一家破坏的时候，他代替父亲向高密的老百姓和姑姑恕罪，忏悔，后来写信给山谷义仁说这个罪过没有让你承担，你的父亲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如果没有战争正如你所说他会成为非常高明的外科大夫，他在参加侵华战争以前是外科医生，他是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人，但是战争让一个救人的医生变成以杀人为职业的军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对他表示同情和理解。因此你作为他的后代根本没有必要有这种负罪感，但是山谷义仁觉得父辈的罪过儿子也不应该推卸，他应该替他的父亲背起向中国人民恕罪、忏悔的十字架。小说的恕罪、忏悔的主题得到了一种双重的迎合，双重合作。
主持人：一方面反思战争，一方面是姑姑老了以后的忏悔。
莫言：对。我们家乡有一些小孩起一些奇怪的名字，有的人真叫李手，张小小，张大小，一方面确实有个别孩子用身体器官命名，我在这里面强化了一下。让人意识到生命和肉体的联系，生命和器官，以及在流产手术中破碎的婴儿，等于把器官，把身体搞碎了，相当于这样一种暗示。
主持人：你去医院看过吗。
莫言：没有看过的，所以我的小说一直写到手术室门口，我不愿意再描写这样实际情况。即便写到这个程度已经够令人震惊了，如果像过去的小说对手术室，手术台上的状态进行描写，我自己的神经也是受不了了，那样读者更受不了。
主持人：你个人对生命问题有什么看法？
莫言：没有计划生育肯定生的越来越好，人都是很喜欢孩子的，生的越多越热闹，多子多孙的观念在乡下是根深蒂固的，越是老人越希望看到子孙满堂。人越多代表的家族越兴旺，人越多代表这个社会越繁荣。而且当时老人很不理解，古今中外哪有不让人生孩子的国家呢，人多了没有饭吃怎么可能。说周文王的时候路上行人肩靠肩，走起路来全是人，但是没有人饿死，上帝让这些人下来了，他会想办法的。这时候马产双驹，麦生双穗，这是一种老人的想法了，这当然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但是这也说明关于对生育，多子多孙是多少年来人类的追求，这跟古代死亡率高，卫生条件差，当时婴儿死亡率非常高，甚至高达50-60%，现在早生儿的婴儿死亡率是非常低的。因为当年生育有多少产妇死亡，有多少婴儿因为没有卫生知识，因为愚昧和落后中途夭折。那时候一个孩子活不到十岁是不能当一个孩子看待的，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生育的高死亡率也导致了中国人希望多繁衍后代，然后保持人口的正常再生产。
主持人：这个人物是生在1937年，一直写到09年，写了60多年的生育史。
莫言：姑姑的一生可以变成中国60年代乡村生育史的缩影。
主持人：我注意到这个小说也写高密东北乡。
莫言：这换成别的县，西南乡也是可以的。
主持人：你准备以后写小说都往高密东北乡来增添新的人物吗？
莫言：高密东北乡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文学地的名称。我写小说的时候当做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来写，小说里面写到波浪滔滔大河，我们在高密东北乡根本没有见过的，那边哪有什么大河，有一条小河有干涸几十年了，包括河边开发现代化小区，很多外国女人在这生的混血儿，跨河大桥，中美合资的医院在那里都不存在，我们说中美合资嘉宝医院是我女儿住的房子旁边的医院，我也进去参观过。
主持人：我听了关于您对生育史的介绍，其实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人口对于生育的观念不能说根本性改变，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不知道小说中对这个有所反映没有？上个星期我们刚从台湾回来，台湾的媒体说一个事情，台湾生育率成了全球倒是第一了，政府其实还挺着急了，现在采取措施鼓励女性生育，但是还都不愿意。当时有一个场景，开新闻发布会政府官员答记者问，当时指着中国女记者说就是因为你们。刚才你讲的有文化背景，是不是跟传统的文化有断裂呢？
莫言：中国大陆可能在特殊时期一度断裂，最近几年在努力的接续传统。中国传统传承很好的台湾地区今天成了全世界人口出生率低的地区，这说明时代变了，人们思想观念变了，过去大家希望多子多孙，现在年轻人不想要孩子。我前几天在上海就这个问题也回答了一个记者的说法，他说为什么要小孩，我自己还没有玩够呢，我们想丁克，想年轻多跑跑，多娱乐一下。我觉得个别人有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也可以允许，也没有造成什么实际性的危害。如果都这样的话，这个世界真的难以为继的，世界要靠人的人口来维系，都不生孩子人就没有了，地球就变成被别的动物控制的星球，但是我想还是有多数人会要孩子的，个别的人不想要孩子，也不能勉强，这毕竟是个人的自由。我不想生孩子就是我的自由，你想生孩子是你的自由，这是最佳的状态，但是在中国不干预人口肯定又要膨胀，又要增长。
莫言：如果现在都像城里人思想观念一样，计划生育政策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城里年轻人让他多生也未必多生，很多人还不想生，有人想生有人不想生，基本上可以维持人口正常增长。但是在广大农村里面这个问题，人的观念跟城里还不一样，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也想不好，也不能强迫不想生孩子人必须生，但是也不能鼓励想生孩子随便生，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无法来想出一个办法来进行回答，这个应该让我们决策部门，科学部门在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结论。关于想不想生孩子这个问题，我想道德家也可以出来起一些作用。
主持人：我看到书里您有写到代孕，这个代孕的费用准确的惊人，我正好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我想问您是如何得到这些资料的，因为作家原来有很多体验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农村经验是经历过，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办法经历，这个资料数也不能靠想象。
莫言：《检察日报》、正义网都登载过这方面的消息和内容，我们《检察日报》来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代孕到底算合法还是非法，这应该是一种合法的经营还是一种非法的组织，报纸讨论过。现在我们很多法律还有盲区，代孕的问题就是法律盲区。当然代孕跟很多问题融合在一齐，这有多种形式，有的是有感情的代孕，有的就是完全科技的方法的代孕。
莫言：这种公司在社会上存在，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公开挂牌子的经营，因为这涉及到很多问题，法、非法，包括各种欺诈，包括像人口贩卖等等非常复杂问题纠合在一起，如果大家正视它的存在，有关部门就应该对这些文化展开调查，确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毫无疑问现在有很多人想怀孕但是据说由于空气的污染，食品的污染，现在人的受孕能力大大降低了，还涉及到很多生理问题。
莫言：我想医学方面的专业调查人员好象也做过很多测定，现代人类生育能力似乎在逐渐的下降，科技越来越发达，社会越来越进步，人们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是人的基本功能在日渐衰落。这是不是也是人口下降的一个原因呢？很多想生孩子的人生不了孩子，由于有了这种情况代孕公司也就应运而生，这满足的也是人的基本需要。既然有社会需要就应该有合法性和存在的必然性，就需要专门的机构来立法管理。
主持人：刚才莫老师讲到他人有罪我也有罪，这是不是您很多小说里面潜在的延续性的东西。
莫言：我早期小说还没有这么明确，这个小说是向外看的，一直是拿着放大镜寻找社会的阴暗面，寻找他人心里面的阴暗面。很少回头来想自己，老是把自己设想为一个受害者，老是把自己设想为受别人欺压的，而没有想自己一生当中欺压过别人没有，是不是也干过坏事。如果把我放在欺诈者位置上会不会变成欺负别人的人。因为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反思自己的过程，创作过程也是一个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奥秘的过程，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也是几十年来不断写作的必然的结果。
主持人：我听您讲这个事也想到这个问题，我想是不是一个西方宗教有一个原罪，你这个跟他有相似。
莫言：我小说人人都有罪，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这跟宗教不是一回事，宗教的人人都有罪，这个罪可以忽略，这不是主观上个人的问题，而是生而带来的，每个人都有罪等于人无罪。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分析，对人性的一种基本的判断。我这里每个人灵魂深处有恶的成分在，我们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但是荀子讲人之初性本恶，就是说人之初有善也有恶的，人从动物进化过来的，但是也要遵循自然的法则。如果没有道德和法律的限制，我想伦理社会也是弱肉强食的景象。
莫言：但是当社会处于不正常的环境，像战争突发爆燃了，这时候道德沦丧了，法律失去了控制能力，人就有可能变的很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进行一种检点，只有对人自己的内心有了清楚的认识，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人，人也才能够理解别人，才能够真正宽容别人，才能够真正变成一种具有悲悯情怀的人。我觉得最广阔的怜悯就是对这种恶人也有自己的同情和理解，这才是一种广义的怜悯。我想只有经过一些痛苦、反思之后，才有可能认识，否则是认识不到的。
主持人：我觉得你的小说都塑造了个性非常鲜明，甚至有一点点高大全的女性形象，你是在刻意这样，还是对女性认识就是这样。
莫言：我反复说我是女性崇拜者，女人在某些历史关头，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是表现的比男人更加勇敢，因为女人多了一层性是母性，母性可以让懦弱的女人变得像豹子一样。女性可以在面临危机关头的时候保护他的儿女，会焕发出超人的力量，以能够忍受最大的苦难，能够在苦难当中产生活下去最大的勇气。我觉得正是因为女人比男人多了一层母性，所以女性总是成为这个世界最后的拯救者，这并不是说做什么秀，就是这样认识的。当然女人里面也有一些很可怕的，带有一些不良习气的女性，这也没有办法，即使很凶恶的女人，她对自己的孩子，对她自己的儿女也是有母爱的。极个别的在报纸上也看到虐待孩子的母亲，这就属于病态了，是病了，不是正常的女性。
主持人：你刚才谈多次提到了检察日报上登的，其实在这边大概呆了将近十年，而且这十年在创作历程当中很重要的时间？
莫言：1997年到2007年10月正好十年，这十年写了《红树林》，《生死疲劳》等五部作品。
主持人：这样职业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莫言：过去对农村、农民，基层了解多一些，检察日报十年的经历使我对中国官员有了深刻的了解，我对官场有一定的了解。当然也对新闻媒体有了很准确了解，过去看到一张报纸出来觉得很神秘，报社工作十年整个流程还是大概清楚了。当然这十年也是我创作的黄金时期，从40多岁到50多岁。
主持人：我看您最近这几部小说对这种形式探索下了很大功夫，而且探索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虽然形式不能脱离开内容来谈，你是不是非常重视形式的表现力呢，你怎么认识这个形式呢？
莫言：我确实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文体意识，也有一种强烈的形式感。我觉得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素材必有一种最适合他的形式，好的形式，好的结构会转化成内容一部分，这和内容是相辅相成的。过去我们一直讲现实主义传统的时候，实际上比较重视是写什么的问题，写农民，写工人，写基层，还是写上层。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以后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怎么写的问题，包括法国写小说的浪潮，他们认为故事讲过了，莎士比亚也讲完了，剩下就是在形式上玩花样，这也是一种探索。
莫言：我不愿意按部就班的、以编年史的方式讲故事，这样是很不经济的一种写法，编年史拍电视剧可以，写小说最好在形式上、结构上有所创新，这会加深读者对故事的理解，会使故事变得更有意义，或者新颖的形式可以把故事遮蔽的东西显示出来。
主持人：你现在有构思下一部作品吗？
莫言：构思早就有，就像一只老母鸡，肚子里面有一包蛋，哪一个先长大先下哪一个。
主持人：今天的访谈再此结束，感谢您的到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