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2005年3月15日，河南农民胥敬祥蒙冤入狱13年被无罪释放。同年6月21日，胥敬祥以错捕错判为由，向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请求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鹿邑县人民法院、鹿邑县人民检察院共同赔偿。近日，胥敬祥终于从3家义务赔偿机关领取了总计529936.68元的国家赔偿款，结束了他申请国家赔偿长达4年半的苦盼。胥敬祥接受正义网独家专访，向网友们讲述他的经历。

主持人：您是什么时间出狱的？

胥敬祥：2005年3月15号晚上8点40分。

主持人：您记得很清楚。

胥敬祥：是的

主持人：能说说当时的情景吗

胥敬祥：当时的情景就是大脑失控了，没有想到的事，感觉到很突然。

主持人：之前没有通知您？

胥敬祥：没有，5点多通知了，一直到8点多心里感觉到又有变化了，觉得可能又不放了，这回可能又是无效了，我在监狱里经过了多次反复，说明天出去，后天出去，结果都是泡影。一上一下的颠簸起伏把我的大脑变成了空白的状态。真正的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心里当然不会忘记这些好人，帮过忙的这些，比如说蒋汉生检察官，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帮我。

主持人：这么多年蒋汉生为您付出了很多吧？

胥敬祥：是的，蒋汉放弃他的节假日休息，我前天跟别人说像他这种省级检察官，像地方这一级的，县一级的检察官都做不到这一点。为了一个案件的调查，自己冒着大雪，腊月里去取证，平常他去取证人家都出去打工，不在家，找不到人，就赶到过春节的时候，去找这些被害人，开着车一个小时就跑20公里、10公里的速度，因为下着大雪，结果到我们家也没有找到证人。过完年正月初五干部都是放假的时间，他又坐着车到我们家去找证人。因为机关单位都初八才会上班，我这个案件如果鹿邑县有关部门能拿出他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精神我这个事早就调查清楚了，不会给我造成十多年的冤案。

主持人：3月15号晚上8点40分，当您走出监狱大门时是什么心情

胥敬祥：当时话说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那时候的心里就跟地球已经停止转动的感觉，也说不出什么事情，当时的想法就是是真还是假，是不是真正出来了，还是没有见到天，因为晚上没有见到太阳，晚上8点40出来的，我能见到天的时间还是没有让我出来，我实际上5点就拿到无罪判决了，他们不放。河南怕影响他们的形象，当时比较害怕对他们影响不好，他们不想曝光，当时媒体都去了，他们等着媒体的走了以后再放我。在河南境内的媒体大部分都回去了，只有两三个媒体还没有走。

主持人：当时你的家人来了吗？

胥敬祥：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主持人：没有通知他们？

胥敬祥：他们也不会知道，他知道我再加15天是刑满释放，3月7、8号的时候，我三哥和我儿子还有我的老丈叔他们三个人去看我，我说3月31号到期。

主持人：当时是谁来接的你呢？

胥敬祥：只有媒体的记者。

主持人：当天晚上你住在哪儿？

胥敬祥：住在开封市宾馆。第二天一早五点多就出发回我们家乡去了。

主持人：见到家人呢？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胥敬祥：13年的变化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路了，这些记者、媒体经常去我家，还有蒋汉生检察官他们去过，他们知道这个路。在离我们家有200米的时候，我在车上一看北边盖房的有我二哥、三哥还有叔伯哥。

主持人：多长时间没有见了？

胥敬祥：我二哥我们已经13年都没有见过了。我们当时几个抱头恸哭，我对他们说我无罪释放了，提前了15天，终于获得了人身自由，终于清白了，我们大哭，这13年的委屈就想发泄出来。以前在狱中哭过不计其数，但是都是在晚上的被窝里没有人的时候哭，没有放声大哭，当然也没有发泄的机会。内心里感到很委屈的东西一下子释放出来了。

主持人：十三年没回家了，家是什么情况？

胥敬祥：家已经是破烂不堪，草都长了一人多高了，看到这些更难过了，心里就感觉到这13年我受到的损失。脑子里面也没有什么想法，只知道人是平反了，但是家庭的损失不放在谁的身上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父母都去世了，在这13年中，都是为我而死，母亲想我都想神经了，整天也不吃饭，吃饭的时间他不回家吃饭，哥嫂有的时候去干活，找她找不到她，饥一顿，饱一顿，整天在大街上叫我的小名“祥太”。

主持人：回到家之后最先做了什么？

胥敬祥：去我父母的坟上祭拜，我要给我的父母一个交代，告诉他们我回来了，我无罪释放了，我的冤枉已经洗清了，我认为我应该得到国家赔偿，我准备申请，我跟他们说说我这十来年的冤屈，别再挂念我了，以后我有能力的时候给他们立个碑，这是欠他们二老的。最后去看看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寄养在我的亲戚家，我去看看我的儿子，见了我儿子以后，我儿子对我有一些记恨，他不理解我，致使他恨我，他很小，也不懂事，现在两个姑娘也不理解我，两个姑娘都结婚了，结婚的时候都没有跟我说，包括有了孩子也没有跟我说，这几年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这是我最大的损失，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已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主持人：您是2005年3月15号出来的，到现在也有四年多了。

胥敬祥：马上就是四年十个月了。

主持人：您觉得这四年多您是怎么过来的？您的心里扭转过来了没有？能不能融入这个社会？

胥敬祥：最近这两年恢复了，这两年的恢复我也很满意的，比前两年刚刚出来的时候不一样了。我几乎能把烦恼的事忘掉，以前的生活方式也忘掉了。但是前一年多，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忘不掉以前。

胥敬祥：比如说你叫我“到”，回家不说回家，说“回号”，这些都是生活习惯，谁叫我都是“到”、“是”。跟人家说话不会坐着，会蹲着在那个地方，说话的时候还不能抬头，还不能对着人家看，只能勾着头去说话。满嘴里都是一些脏话，监狱里的这些话。实际上我自己这句话说完了以后，再回过头来重复几遍，不再这样说了，就这样来回重复，慢慢的把监狱里的这些经历，这些生活各方面全部的再一次洗脑，进入监狱是一次洗脑，出来以后还要再一次洗脑。当时我想不一定会恢复过来，脑子迟钝，反映慢，你说话我也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接不上去，头一年多就是那样的状态。

主持人：也就是一年多之后慢慢的才改变过来？

胥敬祥：对，接触这个社会，慢慢的自己打工，与人家接触，少说话，多听人家说，听不懂的话，想不起来的话都不接，不说。这两天来过了那几天自己想想人家都有一个家，我是自己很孤独的，跟儿子在一块儿有一两个月，儿子就跟我分离了。

主持人：为什么呢？

胥敬祥：我一回来，他认为爸你回来了，父母都不在家，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寄养在亲戚家，亲戚家对我都很好的，你回来了以后对我这样，我觉得唯一能挽救的就是我这个儿子了，他现在还在上学，两个姑娘已经不上了，都去打工去了。当时我一看他的现状与我想象的差的太远了。

胥敬祥：对，我一看急于求成想把孩子挽救回来将来有一种出路他不理解。

胥敬祥：对，老是跟人家打架，他回来你要是批评他，他就觉得我妈在家都支持我跟人家打，你这回来了还不支持我，你还不站在我的立场上，还要批评我。再就是吃饭，我从监狱里出来到这个社会上吃每样东西都要非常的节约。其实我就是吃的简单的家庭饭，主要是面条，对我来说都像过年一样，吃一个面条都像过年一样。可是这个孩子你给他做了好的吃了，他吃一半就扔了，随口吐，随口拉，吃过的水果随手扔，你给他说一次、两次、三次他根本都不明白。

主持人：您跟儿子的隔阂是这么长时间积累下来的。

胥敬祥：对

主持人：那您现在是跟儿子一起住呢还是在外面打工？

胥敬祥：我跟他妈离婚了以后，从2006年的春节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在山东打工有半年多的时间，在太原已经三年多了，给人开大门。

主持人：您在入狱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胥敬祥：以前我做生意做了七、八年。像棉花、化肥、农副产品之类的。

主持人：现在为什么不做生意了?

胥敬祥：对这个社会不了解了，发展的太快了。比如说脑子现在有一种不开化的感觉，我现在等于是十岁小孩的智力，跟我以前的智力相比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到北京来，可是我想去坐火车，可是到了火车站只有晚上11点多发往泰安的车，在这个时间只有一直等到11点，等到11点以后坐了车回到家了，我跟人家一说，人家说你怎么不坐汽车呢，汽车一、两个小时一趟，价格也不比这个高，但是我就没有想起来。在北京站等了十多个小时，我早上就到北京站了，一直在那儿等了十几个小时。这两年我感到我恢复的还是不错的，我没有想到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的确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很满意了，但是与我以前的智力相比还是差了很多。

主持人：别着急，慢慢来。

胥敬祥：也不会再恢复了，也就是这个情况了。

主持人：因为您脱离社会太久了，所以各种不同的交通方式和生活方式您都不太适应。

胥敬祥：不行，现在有一些东西我都不懂，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从哪儿去进步，你入不了这个门。比如说我想去哪个医院看个病，在以前我很敏感，你给我指出一个地方，我没有找不到的地方，可是到现在不行了。

主持人：您能给我们讲讲提出国家赔偿这个情况吗？您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胥敬祥：2005年6月16号提出的国家赔偿，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的律师给我奔跑，在四年多的时间在周口中级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来回奔波，有时候带着我去，最后我也不想再去了，我要是去的话给律师增加负担，吃、住、花都给律师增加负担。我想不开的时候就想起这些好人，想起徐教授，警察也给我打电话，还有刘律师，还有记者，还有媒体的很多人都不断的给我打电话，看到我烦恼都去看我，说我是不幸中的万幸，你要朝着好的方向想，你接触了这么多好人，要不是这样的话，你还得在监狱里。法律进步，你已经是一个幸运儿了，赔偿只是早和晚的问题，肯定会拿到，不要着急，肯定会拿到的。委托律师再给你辩护，媒体再给你呼吁，好人再给你出谋划策。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好人鼓励我，我这四年也确实是不能说坚持不下来，比在监狱里也好不多少，是另一种煎熬。就是吃比监狱里方便了，生活环境不受人约束了。

主持人：手铐卸下了，但是思想的枷锁还有？

胥敬祥：对，思想的压力一点都没有减轻，你出来了以后没有亲人了，很孤独，自己一天到晚，没有人跟你说话，没有人理解我。现在这么多的好人关注你，不能每时每刻的关注你，这个只是一时一刻的对你的一种安慰，但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痛苦之中，解脱不出来。话都会说，但是要真正的想解脱这个困境是不容易的，是很困难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是十月份之前我自己发奋努力，自己挣钱投资去养羊，不怕吃苦，去劳碌奔波，要自己重新站起，自己也有自信了，自己也找到了一条门路了。现在要是做个生意什么的不行，管理各方面我的脑子都跟不上了，已经落后13年了，再想跟上来绝对是不行的，我是不行了。我只能去干那些最笨的，去养殖。

主持人：您这个要求国家赔偿跑了多少次？申请了多少次？去了哪些部门？

胥敬祥：直到今年十月份，还有部门刁难我的律师汤路明，说“你是不是他委托的律师”，汤律师说“我这儿有委托手续”，对方又问他这个委托的顺序是不是假的。我的律师说“我是一个律师，我要是假的我要负法律的责任，我本来就是懂法、知法，我要是犯罪了有法律来惩罚我，你不相信我就是刁难我。”

胥敬祥：他们说的可难听了，又说汤律师想出名，把媒体都带来了。汤律师把他申请国家赔偿的证据，让赔偿办签字，还有一些情况，写的信，寄的函件的回函都拿出来了，说你看看我对这个案子努力了没有，你们没有人理我，你们这个推到那个，那个给我推到这个，让我们从法院的1楼跑到了13楼，一上午四个小时没有找到人，他们就这样来回给你踢皮球，一直踢了四年多。

胥敬祥：汤律师是以法律援助的方式帮助我做的赔偿，但是人家受这么多的气，人家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人家手里有很多的案子，都要腾出来，甚至是要别人帮忙代理，结果他们还这样对待他，当时我想不要这个赔偿，我也不想让好人再受这样的折磨和冤屈。

主持人：这个案子什么时候立案的？

胥敬祥：11月6号那天叫我去，高法赔偿办的一个法官，对我们非常的热情，汤律师也说值得庆贺一下，因为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笑脸了。12月8号的11点多我接到电话。赔偿决定书汤律师从高法赔偿办拿到了。精神赔偿不支持，伤残赔偿不支持，只赔偿一个侵权和务工赔偿，就是每天111.99元。一共都算下来是52万9936.68元，差64块钱不够53万。

主持人：我发现您对每一个数字都记得很清楚。

胥敬祥：是的，想忘也忘不了

主持人：您拿到这个钱您觉得对其他的几项驳回的不满意是吗？

胥敬祥：精神赔偿赔偿法上是不支持的，但是给我的家庭造成的损失，我现在身体没有得到恢复，还有我的伤残，他们刑讯逼供期间把我的右腿的右拐骨打骨折了，他说我没有拿出法律证据。当时找我协商的时候我就说了你们应该给我指定一个医院我去做检查，我自己做检查，你们可能还要做一个检查。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你不应该再让我花这个钱，你们应该理解我。可是他没有给我时间就作出赔偿了。前天我也给他们打电话邪说这个事了，他们说证据不足。跟高法赔偿办的法官协商，我说没有支持我的伤残赔偿和治病的治疗费，他说你现在没有拿出证据，我说你没有给我时间，你没有给我指定医院让我去鉴定。他说你也可以再次申请国家赔偿。

主持人：您有没有再次申请呢？

胥敬祥：我也想再次申请。

主持人：还没有付之行动，只是有这个想法。

主持人：对

主持人：谁也代替不了您的感受，已经支付的侵权误工赔偿和未被支持的精神赔偿、伤残赔偿这在项对您个人来说，您最看重哪一个

胥敬祥：对我家庭造成的损失。这个是弥补不了的，哪怕给我一分钱，一毛钱也是法律给我的一个安慰。这13年给我的家庭造成这样的赔偿，这样的损失没有一个结果，公安局连向我道歉的话都没有说。下一步要申请公安的赔偿了，拿不到这个钱，他们道歉对我的心里也是一种安慰。我还是要走法律程序，申请赔偿。但是我不想再麻烦汤律师了。当时我的赔偿52万拿到以后，我想拿出一部分钱弥补汤律师这四年的付出，人家做义务的援助，但是人家只能不要你的律师费，这四年多汤律师的吃、喝还有路费付出了很多。可是汤律师不肯接受。

主持人：现在我们连线汤路明律师

主持人：汤律师您好，申请国家赔偿的路一走就是四年多的时间，其中遭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汤路明：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我依法行使权利时，根本没有人理会我，也不给我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主持人：您有没有计算过为此付出了多少财力和精力?

汤路明：在申请国家赔偿的四年多时间里，我并没有计算过为此付出了多少财力，因为胥敬祥确实是困难，就是他想出费用，也没有这个能力。至于所付出的精力那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主持人：有人认为您不计得失地帮助胥敬祥，是借此出名.

汤路明：从最初作为胥敬祥刑事再审案件的辩护人到胥敬祥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我都是无偿的。这并不是说我有多么的高尚，也不是说我有多么的无私。只是看到这样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穷人需要法律帮助，作为一个执业律师应当提供帮助。我相信，换做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律师都会这么做的。只是这个机会恰巧给了我而已。而我这样作，实际上也是在推进国家法制的进步，作为一个律师很希望能看到自己参与的案件能在法制进程中起到一丁点作用，特别是这样一个在中国首例的无罪抗诉案件。

主持人：对于今天这样的赔偿结果您是怎么看的?

汤路明：胥敬祥得到应的的赔偿应该说是高兴的事，至少在经济上能让胥敬祥得到补偿。但我们提出的三项赔偿申请，只支持了一项，我认为还是有些不足，当然这是现行《国家赔偿法》需要修改的问题了。法院的《赔偿决定书》认为，胥敬祥在关押期间的所造成的身体伤害，因没有证据不予支持，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要胥敬祥证明在关押期间的伤害无疑是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方面的举证责任应当由相对方承担，胥敬祥只需要证明自己被关押后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就可以了。

主持人：您认为国家赔偿还有些法律空白或者亟待完善的?

汤路明：除了刚才提到的证明责任的承担以外，另一个方面就是精神损害赔偿。在现行《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款，而在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的《侵权行为法》中明确，确定精神损害赔偿应当得到经济赔偿。从胥敬祥国家赔偿案件来看，《国家赔偿法》程序上的问题也比较多。比如，按法律规定在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后，法院仍然不给予答复，就再也没有其他救济途径了。

主持人：感谢汤律师的参与。(结束连线)

主持人：您拿到这个钱是什么时候？

胥敬祥：12月17号。分三家赔偿，第一批是在周口中级人民法院，11点钟拿到这个钱的。第二批是在鹿邑县人民法院，一点钟。第三批就是鹿邑县人民检察院，拿到钱的时间是1：45。

主持人：您的记忆力太好了，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时间精确到分。

胥敬祥：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事，过去的事不能忘。前天他们说你在这四年里要写一些日记记一下，大事要记住，我说这四年的事情我能回忆起来，哪天我心情好的时候我重新的把这四年的时间写一下。但是究竟是哪一天哪一日，打在材料上的有一些没有记到，我会把这四年的经历，赔偿的过程，遇到的好人会写到13年回忆的后面。

胥敬祥：拿到钱的头一天就是结果出来的那天，也就是12月16号，阴历11月初一，那天是我48岁的生日，但是这一天我是真正的高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我的生日这一天会给我一个惊喜，但是这是一个愿望，我希望到那天我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那天我心里确实是感到高兴，我自己当时也给他们每人敬了一杯酒。我这个人非常的幼稚，四年半了，我没有给我帮助的这些好人和朋友敬一杯酒，这花的不是我的钱，喝的是人家的酒，我拿着人家的酒去敬别人不行。

主持人：您这是朴实不是幼稚。

胥敬祥：蒋检察官还特别在郑州请我吃饭，也是为了四年半的庆功。特地带了两瓶茅台酒？那是他的母亲过生日时，他弟弟带来的，他说今天咱们喝，有人叫我起来敬敬蒋检察官，我真的不是不想敬，我说蒋大哥这是你的酒，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当时有七、八家媒体，我说我拿钱，我今天请你们。蒋检察官说来郑州永远不会让你请我们吃饭的，到什么时候都是我请你吃饭。

主持人：这是你出狱后最高兴的时刻吗？

胥敬祥：是的，我无罪释放那天晚上高兴不起来，是一种痛苦，感觉不现实，好像在做梦一样，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当时的脑子是空白了。那时候哭也哭不出来，说话也说不出来，你看镜头上拍的都可以看出来，当时憋着就是说不出话。

胥敬祥：在我拿赔偿款的前两天我确实是太高兴了，但是，当我真正拿到钱了，我却感到伤心。我看到这个钱，我拿到了50多万，可是我这13年的损失是多少。拿到钱的那个下午我想回家给我父母去报一个平安，我的这个结果出来了，2005年我回家的时候我只能说人身得到自由了，可是实质性的还是没有解决，拿不到赔偿这个冤案就算没有解决。国家有这项赔偿，要是在1995年以前国家没有这个赔偿，恢复了名誉就会得到满足了，但是现在有这个赔偿，你要是没有拿到就是没有平反。

主持人：村里人也会有想法吧？

胥敬祥：对。在农村没有法制观念，他也不懂法，他永远认为你是有问题的，你蹲过监狱。

主持人：已经拿到的50万您有什么计划吗？比如说把亏欠家庭的，亲人的弥补上，或者用它做生意啊？

胥敬祥：亲情是用钱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个钱我也不准备动它。

主持人：您的生活不是也不是很富裕吗？

胥敬祥：我的生活可以自理。我不想起这个钱会好过一点，不会增加那么多的烦恼。

主持人：您会不会认为这笔钱是用自己13年的牢狱换来的，可能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所以您没有办法花这个钱？

胥敬祥：对。在我心目中这个钱不属于我，没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和帮忙我是绝对拿不到这个钱的，没有媒体的支持，没有蒋检察官的执着，耗费了七、八年的时间，我连命都没有了，别说钱了。

主持人：您现在在太原打工，有没有想过回家？

胥敬祥：不愿意回家。明年打算去放羊。

主持人：您宁愿用自己打工攒的钱去放羊，也不愿意动那个钱是吗？

胥敬祥：对。今年春天我买了50多只母羊，下了50多个羊羔了，现在死了30多个了，我大哥一直替我放着，要是不死的话就是100多个了。

主持人：对未来还有什么计划？

胥敬祥：我和中国社科院的徐卉教授，想成立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法律服务中心，中国像胥敬祥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真要去伸冤有时候还不行。徐卉教授愿意为这些人去贡献一份力量，我也愿意去做出这份力量，去做一点贡献。我s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不要采取极端手段或者是报复的心理，跟我一样在这些好人的帮助下要按照法律的程序去申请，今天得不到明天会得到，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的处理，阳光会照到你身上的。这种情况下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我自己现在得到了平息，得到了解决，遇到了这么好的好人，还有很多的受害人没有得到解决，我也想让他们得到安息。我想在网上成立一个以我胥敬祥的名字，胥敬祥律师救助中心，中国的这些有困难的人他们来信或者是打电话，徐教授都会给他们一个解答和一个答复，这也是我想做的一点事，我出来现在拿到赔偿以后就想到这么多。

主持人：现在电话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研究室副主任、公益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卉教授.

主持人：徐教授您好。

徐卉：您好。

主持人：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以胥敬祥命名的服务中心？

徐卉：就是类似胥敬祥这样案例，把他的经验和跟他有相似经历的人去分享，为那些人能够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或者是咨询解答之类的。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去做之类的，所以我们想提供一些这样的服务。而且有一些律师也很热心于法律援助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一些律师的正向作用。像蒋汉生检察官他们在这个事情上起了最大的作用。

主持人：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徐卉：如果从这种类似的案件来说，他是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了，而且挺戏剧化的。他一直是很守法的，很多事情他所想的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怎么去尽量的把这个程序走通，尽量的按照这个程序去做。

主持人：尽管有困难，但是还是一步一步的按照法律程序走的。

徐卉：对，其实这种经验需要跟很多人去分享。

主持人：谢谢徐教授。（连线结束）

主持人：蒋汉生检察官从发现这起错案到纠正错误历时7年零4个月,借助正义网这个平台，蒋检察官现在可能也在收看我们的直播，您此刻想对他说些什么吗？

胥敬祥：一句话没有办法表达，他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

主持人：现在我们连线河南省检察院正处级检察员、主诉检察官蒋汉生。

主持人：蒋检察官您好，胥敬祥把您称做给他第二次生命的人，你对此怎么看。

蒋汉生：我只是履行了职责，作为一个检察官我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觉得一个有良知的检察官都会这么做的。

主持人：看到他获得的赔偿52万余元，其中分三部分，有两部分都是法院赔的，还有一部分是检察院赔的，在这起错案中检察院也要承担责任，而一直关注这个案并一直为胥敬祥申冤的您恰恰是一位检察官，对此您是怎么想的。

蒋汉生：无论是哪个司法机关都应该有错必究，尤其是法律监督机关出现错误更应该严查速纠，不是一般的追究。主持人：这个案子也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蒋汉生：是的，这种监督一个是内部的监督，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监督，从一开始发现让下级补查一直到指令下级抗诉，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另一方面就是履行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对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要纠错，充分运用了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和不起诉权。胥敬祥案件就是利用这两个职权进行纠错的。

主持人：您对这个赔偿结果怎么看？

蒋汉生：胥敬祥案件是检察机关发现并主动纠正的一起错案，胥敬祥2005年3月15日被检察机关以存疑不起诉无罪释放后，同年6月21日即申请国家赔偿，在长达4年零6个月的时间内没有得到答复。法律出现空白，说明了胥敬祥案件的复杂性。今年12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是对胥敬祥错捕错判的依法确认，胥敬祥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并依法应当获得对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赔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鹿邑县人民法院、鹿邑县人民检察院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胥敬祥被羁押4732天的赔偿金529936.68元。胥敬祥这样的普通农民因错捕错判被羁押，也能够获得国家赔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决定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法律是平等的、统一的、具有公信力的。胥敬祥案件是疑罪从无的典型案例，体现了程序正义。本案真凶并没有落网，案件事实并非水落石出，但不冤枉无辜是最主要的，既然证据不能证实胥敬祥是真凶，即使其被判刑且已经服刑13年也要做为错案纠正。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进步，由过去的疑罪从有、疑罪从轻到今天的无罪推定，国家法治进步是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的。做为一名检察官，履行了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纠正了这起错案，又在今天看到胥敬祥获得国家赔偿，非常高兴。

主持人：他同时提出的精神赔偿还有身体的致残的赔偿没有获赔。

蒋汉生：精神赔偿确实是对精神有损害，比如说简单一个例子，他女儿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班里第一，人家说他爸犯罪，她就不上学了，这种精神损害、伤害确实是存在，但是国家法律没有规定，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身体伤残，他是一个弱势，他取证是很有困难的，你说没有打他现在很难取这个证据，尤其是过了十几年了。有病的可以给你做一个检查，但是你怎么给他做检查呢？怎么鉴定呢？主要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精神赔偿国家法律没有规定，尽管确实是存在的。

主持人：这也是我们的法律今后需要完善的。感谢您的参与。(连线结束)

主持人：您此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

胥敬祥：要是向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还有媒体表示感谢，我觉得还是连累了他们。比如中国社科院的徐卉教授，她从2007年就开始帮助我了，我来北京的吃住都是他们花费，都是他们搭钱。两次给我拿了两千块钱。那个时候，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就算我拿不到，我也没有办法，你也不能跟他们拼。我最恼人的一次是看到某位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现在还是一个犯罪嫌疑人，要赔偿要去找检察院去要赔偿。当时我抹不过来这个弯，不过很多网友都声援我，说这个领导是法盲。

主持人：您上网吗？

胥敬祥：我不会上网。很多人告诉我网上的事情，那时也是我最想不开的日子，有些人对我这样侮辱，这么长时间了赔偿没有结果，我的家庭妻离子散，我自己伤透了心，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把一个公民当人看，那段时间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主持人：听说您这次来北京去了天安门？

胥敬祥：对。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北京，但是去天安门还是头一次。

主持人：站在广场上是啥心情？

胥敬祥：是的，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感觉特别自豪，还拍了照片。特别想去天安门看看毛主席的遗像，结果昨天不开放，没能看到。

主持人：留点遗憾下次再来，感谢胥敬祥接受本网专访，我们祝愿您今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胥敬祥：谢谢！

主持人：最后我们也要谢蒋汉生检察官、汤路明律师以及徐卉教授的参与，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