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首页 > 现场直播
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发布暨司法改革学术研讨会
直播时间:2010-2-1 9:00:00
正义网与西南政法司法研究中心将于2月1日共同发布我国首部司法改革蓝皮书、2009年司法改革截面史——《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届时我们将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负责人,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以及研究司法改革的专家,部分媒体记者,共同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司法改革。届时,正义网、腾讯网将全程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嘉宾到场会议开始

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赵志刚宣布研讨会开始

西南政法大学的徐昕教授做司法改革年度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先生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教授进行第二个主题的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刘作翔教授进行主题演讲

最高法院司改办的蒋惠岭副主任对进行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易延友博士进行演讲

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向泽选博士谈自己的想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高景峰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宋朝武做主题演讲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刘桂明演讲

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谈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和未来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方向总结

检察日报王松苗副总编辑致闭幕词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由我们正义网传媒、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发布暨司法改革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始。我先按座位顺序向大家介绍一下出席今天会议的专家和领导,他们是: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松苗;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刘桂明;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向泽选;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宋朝武;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高景峰;检察日报社人民检察杂志徐建波社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刘作翔;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最高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研究所教授汤维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徐昕。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些媒体界的朋友,我们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他们都是国内的知名媒体。

今天会议的规模比较小,但是我们提前在正义网和腾讯网做了一个预告,虚拟的会场非常大,特别是腾讯网每天几千万人关注着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直奔主题,首先有请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徐昕教授做司法改革年报告的简介,大家欢迎。

徐昕(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首先非常感谢正义网、腾讯网、检察日报等媒体提供的支持,感谢今天参会的各位领导、知名的学者和媒体的人士。我们利用公开的材料撰写了这样一部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既关注了中央的,也关注了地方的司法改革;既关注了司法改革的文本,也关注了司法改革的实践;既关注了作为进步的司法改革的措施,也关注了相关的热点案例和事件。全文接近3万字,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还包括四个部分,涉及到多个政法部门。

报告书里2009年大概有20多项的司法改革措施,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十项,现在媒体喜欢讲十大什么什么案例,十大什么什么措施。第一个是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的保障的机制;第二是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第三,推进司法公开;第四,加强司法便民;第五,铁路公检法系统的转制;第六,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第七,刑事案件的逮捕决定权;第八,量刑程序和量刑建议改革;全面实行社区矫正公正等。

今后我们每年都将撰写司法改革年度报告,希望诸位多多的批评和支持,希望我们今后能够做的更好。

徐昕(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我简单概括一下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的几个特点。

第一,建设性。这是撰写司法改革年度报告的目标,积极的参与并且渐进的推动司法改革的进程是所有法律人义不容辞的使命,需要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总结、评判和反思司法改革的得失,更好的凝聚未来的改革方向。我们跟正义网发起撰写了这样一个年度报告正是源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部分改革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进行了评述,目的是希望能够促进它朝着一种正确的方向迈进。

徐昕(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第二,民间性。是一部民间性质的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报告是居于一种民间的立场,坚持了一种学术独立的精神,既立足现实的国情,坚持司法改革的坚定性,追求面向未来的司法的理想的途径。在对年度司法改革措施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努力进行一种客观的,深度的评论,涉及到改革的进程,实施的效果,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展望。里面有一些批评,但是考虑到建设性,大家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批评是显得比较含蓄的。

徐昕(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第三,宏观性。因为司法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改革措施是逐渐发展完善的,既是对以往改革的一种延续和深化,也是对未来改革的一种开启和奠基。报告是力图对司法改革进行一种宏观的把握,立足当下,把现实是放在过去跟未来的节点上来讨论的,旨在更加客观、全面、深刻的把握和评价当前的司法改革。作为第一部这样的年度报告,简要的介绍某些司法改革措施的来龙去脉确实是有必要的。

徐昕(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第四,理论性。报告不仅仅是讨论了司法改革措施的本身,在许多地方也涉及到法理的分析,因为没有法理就没有深度,立足法理生命才有可能更加深度的评价相关的司法改革,并指明一种方向。除了梳理和评述以外我们加强了法理论证,除了对每一项改革措施涉及到法理分析以外,我们有一个考虑就是每一部年度报告根据现实的需要讨论一些重要的司法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2009年的年度报告主要是针对了司法改革是否在走回头路的问题,在最后的倒数第二段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徐昕(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明年的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我想去讨论的问题是去政治化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技术策略问题。我有一个简单的划分,2009年启动的司法改革总体上是属于1998年以来的第二拨司法改革的延续,第一拨是1989年民事审判改革的启动。从1989年以来到现在的司法改革,我又把它理解成中国晚清以来的中国司法建设和法制的变革的一部分。我们现在面临的主题实际上跟一百年以前面临的主题是非常类似的,都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从传统走向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我提出了三个元素的学说。一个是来自西方的现代司法元素,一个是中国传统的优秀的司法元素,还有一个是1921年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所引入的社会主义元素。今后,中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建设的发展方向就应当是三种元素有机的整合,融合的一个过程。

徐昕(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最后一个特点,谨慎的乐观性。我本人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对于未来的中国司法改革,我觉得如同和中国的未来是一样的,可以持一种相对谨慎的、乐观的态度。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等体制性的弊端,司法改革的道路也面临着各种已知的或是未知的艰难或者是困难,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也归纳了2009年司法改革本身的一些反思。

徐昕(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但是,我们应当从这样一种悲观当中看到一种谨慎的乐观,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毕竟是走向法制的新时代,司法改革也迈进了决定大方向的十字路口,法制理想已经深入人心,迈向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趋势不可逆转。在我们这样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我们应该通过一种点滴的行动渐进的推动中国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的进程。

当前也有许多人对司法改革的前景感到担忧,甚至认为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我想这样一个年度报告也算是给大家打打气,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事业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刚才我们徐教授对我们中国司法改革度报告做了一些阐述性特点的说明,他也发表了一些观点。时间会证明一切,整个的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进入到主题讨论,现在我们首先有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先生做2009年司法改革的总体框架及未来走向的演讲,大家欢迎!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研讨会。我想就这类报告在这几年不同的单位都曾经做过,我们人民大学也有一个中国法律发展报告,但是把司法改革作为一个专题来做,西南政法大学还是国内的首家,所以首先表示祝贺。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从2009年开始,我们司法改革进入了新的一轮,让我做一个总体的评价其实很难说,有一些问题在总体上怎么把握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们也知道最高法院发布了司法改革纲要有60条改革,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有我们司法部都有相应的一系列的措施,涉及到的都是方方面面的,对这些改革我觉得很支持,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考虑,很多事情不是一个局部,哪一点上做好了就能把问题解决的,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这些方方面面我倒是觉得应该找出一个主线来。就是说矛盾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说怎么从全局上把握。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现在的报告我们说司法改革,更广泛的说解决纠纷,这种主线到底是什么,我想无论你是从法院系统还是检察院系统还是从司法系统,改革的时候都应该围绕这么一个中心来做,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想法。过去最高法院的报告里头有这么一个表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和司法的有限解决纠纷的能力或者是有限的司法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到底对不对,我们再谈,但是这恰恰好像是一个能够把这些问题,方方面面的改革统领起来的,或者是纲举目张的纲,可以把各项改革统领起来。比如说法院找了60项,涉及到很多问题了,比如说司法经费的改革,铁路公检法系统的转轨,政法干警的司法考试、信访等等,怎么围绕中心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抓住了中心的问题,许多枝节的问题,细微的问题就相对来讲比较清楚了。如果我们只局限在某些枝节的问题,比如说收费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和主要的矛盾或者是纲挂钩,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有的时候你把枝叶问题解决了,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关系,主要的关系没有解决甚至是出现了一些矛盾。这个不仅仅是对报告来说,是对司法改革的整体怎么看的问题。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们还回到刚才我们的说的最高法院肖扬做院长的时候的矛盾是什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和法院、检察院和司法系统有限的司法能力之间的矛盾。这里头我觉得也有问题,我们可以想想,一个方面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这里有一个看问题有一定局限的问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在某一些方面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是一种司法需求,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解决纠纷的需求。为什么这么讲呢?随着社会向现代化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深层矛盾越来越明显的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矛盾会越来越多起来,但是这个矛盾是不是就是司法需求,我看未必,而且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好像说这些自然而然的都集中到了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比如说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矛盾增多自然的会让法院、检察院或者是司法系统的工作负担越来越大。还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并不通过司法部门来解决的,这也是一个方面。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院、检察院或者是公安有限的纠纷解决或者是有限的司法能力之间的矛盾,这里头可能也有一些我们值得考虑的问题。所谓有限的司法能力应该怎么看,这里头往往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我们法院人手不够,我要扩大法院的规模,往往从数量上来考虑这些问题。但是我想这个所谓有限的司法能力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多方面的,既有数量,有人手不够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的一些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东随着诉讼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法院现有的这些人员满足不了需求。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有限的司法资源还包括许许多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们法院、检察院本身的公信力这也是有限,很多都是如果从大的纲上来考虑问题可能就相对比较精。比如说法院公信力,比如说司法腐败等等,像这类问题直接影响到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应该仅仅看作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把这些纠纷拿到哪儿去解决,如果把所有的纠纷都拿到法院作为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法的话,你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你法院规模怎么扩大都不行,你要想保证质量的话不考虑这些问题也不行。很多问题还是要从整体上来考虑的,比如说法院的经费,这个报告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包括收费的改革,我们现在改革有一个主导的东西就是便民、利民,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要考虑其他的方面。法院收费标准下降了,现在打一个劳动合同纠纷收费标准是50块钱,这里头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就跟我们在市场上买卖东西一样,你的价钱便宜了,人们用司法手段解决的人就多了,诉讼的数量马上就会上去了。2009年诉讼数量超过了1000万,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和我们整个诉讼费用的下降有着直接的关系。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们诉讼数量的增长和法院有限的解决纠纷的能力,所谓的法官数量这个方面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所以我说这个问题确实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可能是你改了这头了,但是另一头的矛盾会突出出来,会凸显出来,如果你仅仅从改革的某一个部分,这一个部分好了,但是另一方面怎么做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对司法改革也好,对徐昕教授他们的报告也好,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这个纲到底是什么,必须得抓住,抓住了这个纲的话,我们一些具体的问题才好作出解决。当然怎么做,我觉得还有许多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包括我们的一些调研。你把问题都弄出来了,弄出来了以后怎么把关系弄清楚,这个需要好好的想想。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改革的评价单纯的从理论上或者是单纯的从理性上来做出一种评价,哪个更合理,哪个更不合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是要看效果。你要说现在好,现在比过去好了,改革措施执行了以后比过去好了,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你还要通过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定量的一些指标来看。如果没有定量的指标的话,你仅仅去说怎么样怎么样是不行的,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难服人的。也不能说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什么东西,一种观点比较流行了,这种观念流行了之后怎么样还要看最终的效果。

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谢谢朱教授,朱教授刚才讲司法改革要从一个全局的高度把握,找出一条主线,一定要抓住中心,抓住矛盾,他强调要处理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和有限的司法能力之间的主要矛盾,他对司法改革的评价提出更多要看效果。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2009年法院改革和未来的走向,这里面我们有一个要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研究所教授汤维教授要侧重评价前三项,要求刘作翔教授侧重评价后三项。现在我们开始第二个主题的演讲,首先有请汤维建教授。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谢谢徐昕等教授的报告。我的评述主要是司法职权的配置,还有一个是司法行为的规范等三个方面的主题。我想先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这个概念究竟怎么界定,因为司法职权是一个有效的司法资源,这个司法资源怎么合理配置,这个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主旋律之一,司法改革主要是司法职权的配置,司法职权之间的机制问题,还有司法职权行使的程序问题,我们通常简称为三大改革,一个是体制改革,一个是机制改革,一个是程序改革。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职权配置毫无疑问是属于体制改革的范畴,怎么理解这个司法职权配置?是从广义上来理解还是从狭义上来理解呢?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对司法职权界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传统的视角也可以从现代的视角这两个方面来看待,传统的视角是司法职权在这个报告里面的界定涉及到两个方面。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司法职权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对象,比如说人民陪审制度,它的完善是对司法职权的某种制约,这个是属于司法职权配置的一个范围。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现在司法职权有了一种社会化的趋势。社会权利也在对司法纠纷的解决发挥着某种连带的或者说共进的作用,包括准司法的权力,仲裁、调解等等,这些恐怕也是要放在这个方面宏观的、全盘的加以统筹性的考虑。司法职权的配置问题采用广义说会更加适应现代的需要。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几个具体的改革问题。第一,关于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执行体制的改革现在是一个举国甚至于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执行难和执行乱,执行体制究竟怎么改革?法院也是非常重视,在三五纲要当中也有大量的构想。我个人认为执行体制的改革应该是解决执行难或者是执行乱的关键性的核心要素。执行体制怎么改革,是大改、中改还是小改,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我个人认为应该按照统一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这两个原则来进行体制改革的勾画。所谓统一性原则就是把反思执行权行使的各个机关,各个部门统一起来,使得民事执行、行政执行和刑事执行有一个一体化的构想,从而发挥执行资源的合力的作用。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独立化的构建就是说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执行机关来行使,我具体的建议就是建立一个执行总署来行使执行权,要进行分离。在司法资源配置上,检察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领域检察监督制度体现的比较充分,比较有效,但是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这两个领域中,检察监督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我建议在司法职权配置上,在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这两个领域当中要强化检察监督的分量和比重。具体来说,有以下这么四个建议。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一,强化事后监督。第二,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第三,实行诉中结果,再对诉讼过程本身进行监督。第四,进行执行监督。为了使得检察监督权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体系,便于操作,我建议要制定一个人民检察院监督法。这是我的第二个意见。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三个意见,再审的职权优化配置这一部分,报告当中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具体的建议,我认为法院以职权发出再审的形式应该废除,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当事人一个基本的程序性的权利应该保留,但是应该向检察院来行使。因为你由法院行使直接涉及到和法院之间的矛盾,法院本来就是再审的矛盾主体之一,再由法院来行使再审程序的启动这是比较困难的,对再审诉权的保障是不利的,交由检察院行使是比较中立和公正的。如果说检察院否定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也是正当性的,如果检察院接受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这是对当事人再审申请权的保障,这样一种制度比目前的制度要更加的合理,也是充分体现了检察院和法院二元司法的基本构架,也有利于发挥检察院的作用。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第四个意见,要实行多元化的制度。现在司法职权的设置目前实行的方式有很多的弊端,这种弊端就是终审权不明确,终审法院的概念不凸显,终审法院的功能无法体现,对有些案件来说,案件终审显得不够,对大多数案件来说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建议实行多元化的制度。具体的构想就是建立小额法庭,基层法院完全审理简易案件,也可以称基层法院为简易法院,实行二审终审制,最高法院是终审法院,这样的一种构建我觉得可以充分体现出一种基本规律。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关于ADR我再谈一个问题,现在这个报告当中也特别的体现了诉讼解决与非诉讼解决的衔接机制,要建立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逐渐的显现出了制度性构建的雏形,为了使这样的一个制度能够得到健康和顺利的发展,我建议要加强ADR立法的工作。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均衡解决法,除了法院之外的各种均衡解决的方式,结合法院司法均衡解决方式的衔接,这些内容规定在一个多元化均衡解决法里面作为全盘的考虑。我就讲这些,谢谢。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多谢汤教授。刚才汤教授就我们刚才的三个环节进行了自己的阐述,司法职权的配置是广义说,司法体制上要按照统一性、独立性的原则勾画改革的举措。要使检察监督规范化,对于再审问题,他认为抗诉应该成为再审的机制,在多元化的审级制度改革上,他提出了制度弊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构想。在ADR的立法上提出了要以立法解决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下面我们有请刘作翔教授进行主题演讲。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非常高兴今天参加这个研讨会,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围绕报告中的五、六、七三项做一个评议,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是大力推进司法公开的问题。在这个部分里面,主要是讲了两大内容,第一,强化司法公开。第二,强调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这两件事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蒋惠岭主任,最高法院去年底之前发布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一个就是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还有一个文件是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这两个文件都是在蒋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做出来的,我们也参与过一些讨论,关于司法公开的讨论。这两个文件是带有一种标志性的文件,这两个文件发布以后,得到的反响很不一致,有许多负面的反映。负面的反映当时我看到了一些网上的材料,最主要的是关于媒体的责任追究问题,对媒体的责任追究这里面做了一些规定,有一些议论认为这是对媒体套上了一个紧箍咒,超越了法院的职权等等这样一些负面的反映。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这两个文件,从文件的意义、文件的动机和文件的目的这些角度来讲还是一种好的动机,一种目的。因为法院在公开这样一个问题上做法非常不一致,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全些年在广东法院搞的禁止记者十二项,在全国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关于司法公开问题,最高法院想通过这样一个文件的方式做一个制度性规定,然后来推进公开的进程,有一些评论我看了一下也不是理性的一种看法,是非理性的、情绪性的东西多一些。作为一项报告,司法公开最主要的是以审判公开作为核心内容来展开的一种公开化的进程。这份报告在这一部分里面,我觉得讲了一下文件的目的,一些意义,司法公开的意义,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缺一个东西,司法改革度报告我们作为一个读者更加关注的,更加感兴趣的可能是实践运作情况。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报告要高度概括,高度抽象,但是我们还是想看一下某一项具体的制度或者是某一个问题在实践中的运作情况。这方面好像缺乏一种满足感。这里面讲到了一些东西,我们更感兴趣的还是以审判公开作为一种主线,作为一种核心的公开化进程在整个法院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展现。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第二个话题是司法为民。我个人认为司法为民是一种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政治理念,如何将这样一种政治理念落实到具体的司法工作中或者是法院的审判工作中,这可能是一个费脑筋的事情。在这一部分,我们这个报告撰写人是分了三个问题来讲司法为民。一个是加强司法便民,第二个是促进司法与民意的沟通,第三个是建立健全被害人的救助制度。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照最高法院的文件来走的,这样一种写作思路是不是恰当,这个还值得再考虑。我们看到开头也讲到了,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便民的若干意见,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还有就是后面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这样一些文件。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是一种政治理念呢?我们在一些会议上讨论这样的一些概念,其实是一种政治理念在司法中的提法而已,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所有的政权机构,政府机构,权力体制、权力主体都是围绕这样的目标在走的。司法的权力结构如何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的立党宗旨,这是需要费脑筋的事情。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现在我个人有一个感觉,把这个高度抽象的政治理念简单的简化为司法便民这其实是降低了他这样一个政治理念的价值。这里面有一个矛盾,我自己也有一个悖论解不开,一个方面是这个理念要贯彻下去,要寻找解决方式,必须要在司法工作中去找,不能空谈。另一方面,如果简单的简化成一种司法便民这样的问题,好像又降低了层次,这个悖论我自己也解决不了。我个人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还是处在原问题上,出在司法为民这样一个理念上。这样一个理念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个是需要反思的,到底有没有自身的特点,围绕司法工作,围绕法院审判工作有没有它的特点。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关于司法便民,我曾经在陕西高院的一个会上也谈过这个意见,方便诉讼是全世界司法诉讼的通例,这个诉讼制度不是怎么样为难诉讼人,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更加应该注重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来方便诉讼,方便公民诉讼,我们叫方便群众,方便老百姓,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司法便民这样一个措施走向一个极端,会出现一些很滑稽的事情。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这两年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一个重点,现在一谈便民就谈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不是一个田间地头、炕头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形式。我认为实质的问题是如何满足多元化的需求,我们现在法院的院长,尤其是一些过去曾经做过政治工作领导的这样一些法院的院长,他们老是把司法和诉讼看的就是家长里短,就是婆婆妈妈的事情。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其实是把司法工作看的太简单化了,对司法诉讼工作稍微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司法诉讼的复杂性、多元性,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考虑如何满足这种多元化的需要。现在我们提倡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我个人认为在审判方式上是不是也有一个多元化的问题,我们往下推一下。有田间地头炕头的需求,也有在法庭内论辩的需求。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比如说涉及到一些比较尖端的科学技术问题,涉及到专利权的问题,涉及到一些连法官自己都无法判断,必须要借助专家、证人来才能说明的医学问题、科学问题。我个人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司法的主要问题是便民,便民不是简单化,是如何满足多元化的需求,有什么样的需求司法满足什么样的需求。至于说哪里审那是一个方式问题,需要在田间审就在田间审,需要在法庭审的就在法庭审。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关于司法与民意的沟通,这是一个老问题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糊涂,越来越混乱了。民意是什么?现在又一个倾向观点,认为民意就是网络上网民留言,网络上表达的意见就是民意,这是不行的。现在专门有人雇人迅速的在短时间内把事情在网络上给炒起来,有专门的网络跟贴“水军”,网民中“五毛党”大量存在。有几个大的事件都是这样炒作出来的,这是一个问题。网络上,民意有没有?民意有,但是我们现在考虑到底从哪里捕捉民意,通过什么方式捕捉民意。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现在很多大的案件,甚至是得到纠正的案件都是跟“民意”有关,但是民意获得的渠道从哪儿来?我们有一位领导同志讲了一位观点,我在几次会上也谈了我的看法。他说,凡是老百姓说打的我们就要打,他是指打击犯罪。这个话没有错,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没有错,但是我们说谁代表老百姓,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谁代表老百姓就涉及到谁代表民意的问题,这个民意到底怎么去界定呢。我不是一概反对司法工作要依靠民意。民意是客观存在的,司法工作和民意这个问题要纠缠在一起会产生出无穷尽的问题出来。民意的概念也隐藏着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是不是隐藏着民粹主义的倾向都值得警觉。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这两个文件发布了以后,我看到法院系统建立了一种舆情监测和分析制度,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们在上海参观了他们的软件,上海的某传媒集团也一个软件,他们的舆情监测系统我们看了一下,觉得非常好,他们时时刻刻在监控着舆情。一个事件被关注程度,很快就出来了。现在尤其是一些引起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法院也是非常谨慎的,有的时候也不敢瞎判。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被害人救助制度,我们这个报告里面也讲了八个单位发布这个文件,国家层面也发了很多东西,但是我现在看到的问题就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就国家层面来讲,如何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还看不到,现在还停留在调研阶段。这个文件提到地方政府了,实际上主要是救助资金的问题,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救助资金有了,救助的机制我们应该是轻车熟路了。救助资金现在把球踢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接不接这个球这是一个问题。这个报告可以进一步补充,比如说我们刑事被害人实际得到救助的情况,有一个综合性的分析,但是这个情况还不太能看到。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第三,宽严相济。大家知道宽严相济是中政委司法改革四项重大任务之一。宽严相济里面主要讲的是刑事和解,我们这个报告也介绍了很多情况,比如说参加2009年法院系统的征文评比,其中涉及到重罪的、死刑犯能不能和解的问题,这样的文章在最后的总结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讨论。过去我们认为死刑犯是重罪,但是这个结论不一定完全正确。赞成方有赞成方的理由,反对方有反对方的理由,不管哪方意见,我们想回避这个问题也回避不了,也是没有法回避的。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有一个赔偿的力度和最后得到的促刑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来从更大的,理论的角度,像徐昕教授刚才讲的,从法理的角度给出一个很好的解说,这还是需要做很多工作的。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少年司法改革,这个里面也介绍了很多情况。少年司法改革,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有两个大的争论问题,一个就是少年犯犯罪前科消灭制度,这个大家都可以取得认同了,就是不要留下尾巴,从档案里取消,因为少年犯还有一个融入社会,再进入社会的问题,给他留下这么一个尾巴,会给他以后带来很无穷的问题。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问题。还有一个争论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犯罪的年龄也在降低,越来越低龄化,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俄罗斯要求降低这个标准,因为低龄化太厉害了,所以要降低年龄。在中国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应该把年龄再提高这样一种争论。一个是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另外一个就是年龄对少年犯怎么来定的问题。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如何来评价改革呢?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要充分的认识到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和实践性,在不能作出大的体制性改革和改造的前提和情况下,一些具体的司法改革措施和其他的改革措施也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许许多多的、具体的改革最后会形成一个大的改革的结果。这是我对改革的看法,谢谢大家。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感谢刘教授!刘教授刚才讲了司法公开,他认为高法的两个文件在网上有很多负面的效应,尤其是对媒体的责任追究,他认为司法公开是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内容的。司法为民,他提出这是一个非常高大的政治理念,如何落实到司法实践中是一个难题。他还提出把司法为民简单的理解为司法便民太简约了,降低司法为民的层次。他提出了网络民意的问题,他说要满足多元化的司法需求,也提到了某舆情监测系统,我们正义网的舆情监测系统比他们好多了,回头我们的《政法网络舆情》副主编钱贤良会给你做专门的介绍。刘教授提出了刑事和解和司法改革,并且谈到了改革的渐进性的问题。下面我们欢迎最高法院司改办的蒋惠岭副主任对这一个环节进行点评。

蒋惠玲(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徐昕教授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年度报告是一个特别好的尝试,学界对于一年来的司法改革的措施进行整理,做一些评价,做一些评论,这是学界关注司法改革的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像徐昕教授这样对司法改革进行系统梳理的做法非常少,所以我对这种做法感到非常的解佩和支持。每年法院会有自己的工作总结,法院也会有自己司法改革方面的工作总结,院长在人大会上做的报告里面也会对主要的司法改革进行梳理,各个部门也会有自己的工作报告、工作总结。

蒋惠玲(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学者们做这项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对司法改革工作有了一些促进,如果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组织来做的话,角度还会不一样,对措施的评价也会不一样。我觉得当大家都关注,甚至有几个版本的年度报告出来的时候,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得更加准确一些。因为这个报告是对于改革措施的描述,还是一个学术的东西,所以我也看得出这个报告还是非常注意在描述改革措施方面所下的功夫,这是一个整体的、总的感觉。

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第二,这个报告中还有几点非常值得肯定的:

第一,资料比较详实,在这个方面徐昕教授还是做了不少工作,非常注意收集实务界和司法改革措施的发布和实施情况,也非常注意收集地方司法机关在这个方面的做法。我看所有使用的素材都是公开的素材,这也使这个报告本身的价值得到了保证,都有出处,资料详实这一点非常值得借鉴。

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第二,范围广泛。法院的、检察院的、司法行政机关的,还会涉及到公安部门的在刑事诉讼方面的改革,我看在宽严相济和其他方面是兼谈到了一些。

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第三,立场比较客观。整个报告是本着客观、平和的立场来归纳、梳理和评论各项司法改革措施。刚才徐昕教授的介绍也体现了这一点,采取了一种比较中立的态度,而且包括最后所说的谨慎、乐观的态度也都体现在报告之中。如果换成其他的教授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角度,那样也是正常的,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司法方式,有不同的观点对改革措施进行评价。徐昕教授的这种做法,这种比较客观的立场对于报告的质量是很重要的一个保证。

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第四,评论、分析比较深刻。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映,而是对于一些措施做了深入的思考,对于整个改革的方向做了一定的准确的把握。虽然,他的分析在里面是比较少的,不多,而且很多地方都是带一两句话,但是看得出这个分析和评论还是下了功夫的,是有相当深厚的有利于司法改革研究基础才能作出那样的评论的。这是对于报告的一些肯定的方面。

蒋惠玲(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现在报告已经发布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改善,这个报告第一次做到这个程度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有一些方面还是需要做一些完善。一个方面就是改革措施描述可以在发布之前做一些核实的工作,改革措施的描述不会有几个版本的问题,通常只有一个版本,描述版本要比较准确才好。我们说到了几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像刑事和解问题,量刑改革等,如果有有关实务部门或者是专门研究的学者和官员看一看,补充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重点有遗漏,那样会更加的完善。去年的量刑标准的改革不仅是一个程序的问题,实体量刑的改革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从以前的方式转化为以量化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模式,这是在中国刑法里面相当大的突破。和解问题也是最高法院去年已经把刑事和解列入了改革措施,这是最高法院所推动的一项改革。还有社区法官,在最高法院的改革里面是没有主张这种改革方式的,在一些地方根据本地的实践和本地的资源基础做了一些探索。现在全国也只有几个地方在做,包括称谓现在都有一些争议,最高法院现在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是有待于确立,所以这个虽然是一种苗头,一种现象,但是未必是一个整体的推进方向,所以在表述上可以更准确一些。可以通过核实,征求意见之后再发表。

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第二个方面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各个单项改革措施的评价和期望。事实描述是有了,对于评价方面偶尔也来了一些。读者可能还是想了解一下这项改革实施之后,大家感觉如何,效果如何,有没有什么正面的评论,有没有什么负面的评论,以及大家的期望是什么。刚才汤教授谈了很多的建议,实际上是学界的一种期望。包括公布的材料里面我们看到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三步走,我希望可以把一些东西客观的反映在报告里。

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第三个方面,报告还可以更加的系统化和体系化。刚才刘教授也说了这一点,他是按照最高法院的工作思路来做的,这也是一种方法,刘教授没有做深入的评论,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仅仅是跟着实务部门走,这样会显得报告不是那么系统,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工作,也是把司法改革系统化,我们也有一个思路就是把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多重目标作为一个体系,在公正方面有哪些措施,在增强审判的独立性方面有哪些措施,在公开透明方面作为一个纲,把这些措施分配下去。

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第四个方面,这个报告的背景、分析、改革效果和总体走势的分析和份量还可以适当的加重一些。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果说这个报告仅仅是对措施的描述而略加评论的话,形成这个思想也是可以的,但是做这个报告也是对于司法改革做一些深度的研究和开发,学界的、社会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评价、评论,包括去年司法改革的背景是什么,整体的背景,要克服哪些问题,改革之后这些问题克服了多少,克服到了什么程度,下一步是什么样的走势,也可以做一些适当的题目。

蒋惠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这是我对这个报告总体的一些看法,总的来说我还是非常支持徐昕教授搞这么一个报告,我特别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学者,除了发表一些对于司法改革的具体问题的措施的研究问题以外,这种综合性的、宏观的、战略性的分析也是对司法改革的推进非常有帮助的。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多谢蒋主任。蒋主任对我们报告肯定的方面第一个是资料详实,第二个范围广泛,第三个是立场客观、中立,第四个是评论分析比较深刻,他主要是对我们司法报告提出了一些勉励、支持和建议。首先要对改革措施的描述再做核实,要准确。第二,要适当的增加单项改革的评价,第三要系统化,第四个要对背景方向做一些深入的研究。非常感谢蒋主任。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个主题:2009年检察改革及未来走向,首先有请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易延友博士进行演讲,大家欢迎。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西南政法大学徐昕教授和正义网邀请我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徐昕教授主持的司法研究中心应该说比较红,不断的有新的成果出来,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振奋,也借此机会向徐教授表示祝贺,也很钦佩。这次邀请我来就2009年检察制度改革做一个发言,我思来想去,我把自己这个发言的题目概括为检察权行使的司法化,副标题是以刑事诉讼为切入点。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先说这个正标题,检察权行使的司法化,我个人有一个感觉,检察权从国家的有关法律文件来看,我们是界定为一种司法权,但是这个东西在学术界,在理论界有一些争论,也不能够说这些反对的意见就完全没有道理,我想最关键的问题恐怕并不在于说检察机关能不能成为司法机关,而在于我们检察机关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权力运作是使自己的作为能够看上去更像一个司法机关,所以我的题目就叫检察权行使的司法化。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因为我研究的领域还是限于刑事诉讼法,刚才汤维建教授也提了检察监督体现的最为充分,所以我也不想就检察制度的改革做一个全面的展开,超出刑事诉讼法的领域恐怕也不是我的强项,另外咱们的项所长和高处理今天也在这儿,他们就检察改革做一个全面的、深入的论述会比我更有权威,所以我的副标题是以刑事诉讼为切入点。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我主要讲三个方面:刑事诉讼在检察领域里面实际上最重要的几个职能,一个是侦查权,一个是批捕权,一个是起诉权。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一,通过逮捕权的上提实现检察院自侦案件侦查模式的转变。徐昕教授的司法改革年度报告里面对检察制度改革也提到了2009年检察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作为检察院的自侦案件决定逮捕的权力,这个制度我想无论是从理论界还是从检察院自身的看法都是把它当做一个检察院加强内部监督的一个目标来看的。我也赞成这样一种看法,但是我想它的目的或者说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检察机关加强自身权力监督,自身权力的制约和平衡。最重要的还体现在对于我们检察院自侦案件模式的影响,这个影响会是很深远的。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检察院自侦案件在它逮捕权没有上提之前,检察院拘留的期限一般是在七日以内提请逮捕,自侦部门要把提请逮捕的意见书提交到批捕部门,现在叫侦监处。实际的做法经常是主管反贪的检察长一批就是14天,因为批捕权和拘留权都在一个机关里面,虽然是由不同的部门来行使。现在把决定权上提了一级以后,这个主管检察长不能一批就14天了,现在可能是7天了,另外7天要由上级检察院来行使。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反贪侦查部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原来我们通常有更多的时间查找更多的证据,现在我们这么做了以后,对我们检察院的自侦部门我的理解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机遇。他可以通过化压力为动力,从而促使我们以前不仅仅是检察院自侦案件,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都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去查找证据的模式,就是由供到证的模式。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现在我们感受到这种压力,现在实行这样的一种转变,将来对我们侦查的方式应该还是能够起到一种激励和促进的作用,我们负责侦查的办案人员恐怕会更多的去寻求口供以外的证据,我们先从外围收集到更充分的证据,考虑到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这是一种从找到充分的证据,我们找到嫌疑人,以证据突破口供,转变到这样一种方式。这个应该是使检察机关执法走向更加文明,更加像一个司法机关进行转变。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二,通过批捕权的司法化,实现公安机关侦查模式的转变。为什么这么讲呢?司法权的司法化,我现在的感觉我们目前检察机关在行使批捕权的时候,还不够司法化,因为我第一个问题讲的是逮捕的决定权,检察机关有逮捕决定权,有批捕权。第二个问题讲的是批捕权。我先说一下我们批捕权和决定权实际上在西方对应的是人家的羁押权,本身是司法权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批捕是对犯罪嫌疑人比较长时期内的羁押状态,当然我们现在检察机关把批捕处改名叫侦监处,对于这种改变我是不赞成的。我理解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改变,主要还是因为要加强侦查的监督,但是实际上侦查监督仅仅是法律监督的一个部分,批捕权是法律监督更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权力,比监督侦查机关,我认为在检察权的权力体系里面更加重要。所以说改成侦监处的本身是对更加重要的一种权力认识不足,而且这个逻辑也不对。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侦监处要是侦监处的话,公诉处应该叫审监处,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说,我并不赞成目前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叫侦监处,我估计将来还得再改过来,就叫批捕处。无论在哪个法治国家都是法院行使的权力,放到检察机关来行使我们应该感觉到很荣耀,应该很珍惜,把名字改了不对。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我有一个统计数字,是1992-2002年的,这是早些年的统计,最近没有统计,我觉得这个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的羁押率是多少?102%,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我们的算法不一样,我们的羁押率和西方的羁押率比较的时候发现我们比较的方法不一样,在我们这里当年被审判人数和审判被逮捕的人数,就是羁押率和批捕率是不一样的,批捕率是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院要批捕,我知道这个数据大概是85%左右,但是羁押率并不等于批捕率,应该是等于当年被审判的人数作为分母,处于被羁押状态的逮捕的比例是多少。当年有100万人被审判,有当多少人被逮捕呢?102万,这是1992-2002年的数据,其中有一年高达112%,较低的年份是90%多。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当我们和法制意义上的社会对比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对我们检察机关如何来更好的行使好我们的批捕权,羁押权,我们应该有一个反思,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怎么样来完善,使这个权力得到更好的行使,使它更像司法机关。理论界,尤其是诉讼法学界也主张说要把批捕权交给法院,这个观点我也不赞成,我觉得这个权力不在于说是由谁来行使,而在于是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使。目前的羁押率这么高,跟行使的行政化还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设想检察机关应该把公安机关叫过来,把嫌疑人叫过来,把嫌疑人的律师也叫过来,以一种听证的方式,重点审查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他逃亡的可能性,妨碍作证的可行性,自杀、逃跑、毁灭、伪造证据,指示证人做伪证,主要考虑这方面的人身危险性。我们以前有一位检察官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说构罪即捕,刑诉法规定三个条件才可以逮捕。我们检察机关在行使批捕权的方式,考察的重点,如果说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变的话,我想将来理论界对我们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的争论、批评的声音很快就会消灭的。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三个问题,通过起诉权行使的司法化,提出起诉案件质量的提高。我们在决定起诉的过程当中,决定过程仍然是具有比较大的行政化的色彩的。你要想让它司法化,我的意见和批捕的程序一样,你要把嫌疑人叫过来,把律师也叫过来,把移送起诉的侦查部门也叫过来,双方来陈述理由,检察官就应该像法官一样居中裁判。这样,这个程序上更加公平,另外控辩双方都来陈述理由,也有助于加强我们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质量的提高,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尽最大可能的把那些不应当提起公诉的,或者是如果说提起公诉将会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这样一类案件作出一个比较正确的或者说理性的决定。

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总体的来说,不管将来民刑处或者是其他的部门权力如何膨胀或者是如何改革,最主要的职能还是在这些地方,把这些职能行使好了,这些职能真正的做到司法化了,检察机关在中国法制当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多谢易教授。易教授通过三个方面讲述了他的一些观点,逮捕权的上提一级,可以实现直接侦查案件的侦查模式的转变,通过批捕权的司法化实现侦查机关的规范等。下面我们有请向泽选博士来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大家欢迎!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谢主持人,谢谢会议的主办方。因为我接到通知比较晚,上周五才拿到通知,所以我也没有做准备。来了,按照会议的要求还是说两句。参照我们前面各位专家的发言的模式,我先谈一谈对这个报告的印象,拿到这个报告翻了一下,重点看了一下检察改革篇,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就是这个篇幅好像有点少。检察改革应当说2009年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徐昕(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还希望能够再进一步修改完善,在公开的刊物上发表。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基于这个我觉得我的建议还是有必要的。检察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的改革措施在2009年之前已经启动了,在2009年又向前推进了,有的改革举措是在2009年开始调研,这都是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年度报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客观的、真实的反映这个情况,这是一个建议。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第二,我也看了一下法院的改革篇,我建议这里面有一些措词,课题组再斟酌一下。主题用的是法院改革,在第七页用的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在19页用的是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把司法和检察并列,容易让人误以为检察权不是司法权。建议在法院改革篇相关部分使用优化审判职权配置,这样更符合中国的宪政体制。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以我们徐昕教授为骨干力量的课题组做了这么一个报告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以学者的身份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场上对我国的司法改革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描述,把我们司法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向社会公开,我觉得这个是对推动中国的司法法制进程是有益处的,对于我们学术界搞理论研究,也可以说对我们司法实务部门非司改办的同志了解我们的司法改革也是有帮助的。这是我的一个正面的评价。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接下来我对我们的检察改革做一点评价,不正确的地方请我们景峰批评,他是专门搞司法改革的,最有发言权。刚才我在想我评价一点什么呢,我讲两个意思,检察改革应当说是伴随着司法改革方兴未艾,整个司法改革是在党的十五大以后就启动了正式意义上的司法改革,在此之前也有改革,近一个时期以来,党的十五大以后,就是上个世纪末我们开启了我们司法改革的航程。就我们检察改革来说,经历了这么多年了,也应该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要总结我们在过去这些年的改革还有哪些地方我们应当做的更好。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今天的主题是2009年的改革,我有一个总体上的感觉,我们的检察改革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由一些自发的改革到有组织的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改革之处,应当说司法改革应当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统一部署之下,检察改革在目前我们中国的格局之下,在最高检察院的统一部署之下开展。改革之初有一些地方自发的搞了一些试点,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探索,到了2009年以后,尤其是到了近些年以来,我们的改革是逐渐逐渐的在最高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由上到下逐步推开,这是改革的一个特征。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第二个特点,由感性的向理性的阶段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任何改革必须是在充分酝酿,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拿出的改革方案才是比较理性的。检察理论的研究是近些年来才受到高度重视的,过去也有一些,但是研究的氛围不是很浓。改革之初可能就在理论层面来说,就是理论的支撑度不是那么很扎实,所以导致一些改革可能在改中看,或者是在看中改。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诉检察官责任制,这项改革从9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我还在总局,我们搞这个改革当时宣传的力度也很大,轰轰烈烈。经过了这么多年,应该说客观的总结是经过了抛物线式的发展历程,为什么呢?这个给我们当初的改革属于处于初级阶段,处于感性阶段是有密切关联的。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当代的检察人本着对检察事业的高度负责的态度,逐渐的总结我们改革进程过程当中的成功地方,所以我们的改革逐渐逐渐的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包括刚才我们的易延友教授从诉讼法的角度做了一些解读,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诉讼法学专家,我只能说有的是比较客观的。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为什么说我们的改革正在向一个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呢?从我们现在的改革措施来说,我有一个总体的指导思想,司法改革应该遵循司法规律,我们的司法职权怎么配置,我们一定是要按照我们司法活动的内在要求来配置这个司法职权,你这个改革才能够实现你的司法价值目标,公平正义。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回顾一下我们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从弹劾式到揪问式,再到现在的方式,我就感觉到不管在任何时代,司法活动有一个最大的规律就是任何一个司法活动必然要在一个司法机制当中来实施,我们现在的改革实际上是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制改革,我们讲是检察体制和检察机制改革,客观上更多的是机制上的改革。为什么是机制上的改革呢?是符合司法规律的,是合理的。我们报告里面讲的自侦案件的审查批捕权上提一级,这个实际上要从体制上来说是职权配置,更多的也是一个司法机制,是一个工作机制上的改革。司法活动还有很多规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再比如说我们的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包括我们对公安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审查逮捕时要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些改革为什么这些年出台了?是有大的背景的。正是因为我们对司法规律的认识,正是我们对司法活动在检察环节,在职权配置、工作机制方面有哪些要求,我们认识到这些东西了,所以一步一步的才出台了这些一出来就能得到学术界、法学家人认同的一些改革举措。我们的改革是由感性到理性,正在逐渐逐渐的按照司法活动内在规律的要求来进行的改革。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第三个感想,正因为我们的改革是理性的,我们的改革是有组织的,我坚信我们正在推行的检察改革和未来的检察改革必将能够实现我们“2009-2012检察改革规划”里面所说的促进司法公正,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效果。谢谢大家。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刚才向博士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希望徐教授能够吸收进来,不要引起歧义。向博士总体的认为检察机关的改革是有组织的、理性的,必然会实现我们的2009-2012的总体目标。下面有请我们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高景峰发言。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非常感谢合题组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对2009年的改革进行一个规范。我参加司法体制改革研究有六、七年的时间,具体工作当中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认真的像如此的进行梳理和总结做的工作还是比较少的,所以非常的感谢!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通过这次会议,我感觉到了司法改革在学界、各部门是给予了更多的热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实际上司法改革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司法改革本身不仅涉及到了国家司法改革的体制问题,国家司法改革机制问题,也涉及到了公平正义的底线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恰恰非常需要迫切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刚才会议上已经做出发言的各位老师和即将发言的各位老师很多的发言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我想这些发言对我们做好今后的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必将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重要的启迪作用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我感觉到收获还是很大的,也借此机会感谢已经发言的各位老师和即将发言的各位老师。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刚才向所长提到了检察改革的内容,有一些具体的意见,有一些内容我很有同感。有一个观点向所长说检察改革的内容从报告的内容来说篇幅偏少,这一点我看了之后也有这个感觉。我想责任可能不在课题组,因为我们在搞司法体制改革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坚持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是我们制订的,是多做少说,或者是只做不说。我们在宣传方面做的也是将来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包括逮捕权上提一级,地方的检察院也提出来这个方面一个要加大宣传,一个是要加大培训,这也是我们将来需要改进的地方。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关于检察体制改革的内容,我想可以大致的介绍一下,除了今年已经出台的,还有一些是报到中央、即将出台的一些,这里可以简单的透露一些。比如说已经出台的这些措施里面,还有一个已经下发的文件就是完善检察机关抗诉工作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机制的文件,主要的目的更加科学的规范检察机关内设各部门的行使问题,更加符合检察权的客观规律,也使检察权在行使的过程当中更加规范化。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文件具体的名字是《关于完善抗诉工作和职务侦查工作内部监督机制》,这个已经下发了。这里面实际上就是对检察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的方式,还有决策的程序都作出了一些明确的规定,也是为了提高检察委员会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这也是检察体制改革里面一个重要的内容。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明确检察的程序、职务犯罪上提一级等这些措施是2009年检察机关已经推出来的检察改革措施,检委会制度改革和侦查权和诉讼监督权的分离的问题也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宣传的力度不够,或者是这两个措施影响不够大,所以我们课题组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除此之外,在侦查监督里面还有几个措施即将出台,比如说刚才易老师提到的审查逮捕的司法化的问题,实际上审查逮捕的司法化也是我们2003年研究的时候已经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为了防止超期羁押里面曾经提出来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环节一定要讯问犯罪嫌疑人,目的刚才易老师也提到了,不能够走过去,拿过来这么简单,把材料移送到检察院,线性的审查程序要改成三角的模式,我们不仅听取公安机关的逮捕意见,同时也要听取犯罪嫌疑人,听取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意见,这个措施恐怕很快就会下发了。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还有一个是加强对侦查活动中搜查、扣押、冻结等等的监督问题,这个文件也已经报给了中央政法委,按照中央政法委的规定,每出台一个措施,检察委员会通过之后必须报中央政法委司法改革办公室之后才能下发,我所说的这些文件是高检的检察委员会已经通过的文件,很快就会公布了。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我还注意到还有一个内容,是关于刑事和解问题。刑事和解问题检察机关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我所了解到的很多地方检察院做了很多的探索,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也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形式政策的措施,不仅可以及时的化解矛盾,也符合要求,地方各级检察院包括高检也做出了很多的研究,召开的一些专题研讨会,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建议咱们的课题组可以向有关部门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做一个补充。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第三个方面,我在搞司法体制研究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几个关系需要理顺或者是应该受到重视。第一个是司法改革和严格执法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论证过程当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也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按照中央司法体制改革文件的要求,司法体制要依法改革,要改革不可避免的要和某些法律规定,包括中央文件提出的一些措施也和有关的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修改的问题,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修改的问题。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我们在如何理解司法改革和严格执法的关系问题有这么几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法律当中已经有原则规定的,比如说总则里面有规定、分则当中没有规定,这一点算不算是符合法律的规定,算不算是依法改革。我个人认为应当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我们在具体的实践当中这一点上也是存在的分歧很大。我们提出一些措施的时候,包括落实中央司法体制改革十五号文件的时候,有的认为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不属于合法的规定,即使是在法律总则上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分则上没有具体规定的仍然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的认为是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内容,在具体的内容讨论过程当中也出现了种种的分歧意见。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我们在理解具体推进司法改革和严格执法关系的时候,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如果说需要通过法律规定的话,我们知道15号文件里面有很多措施,需要修改法律,我们中央司改办提出来确实需要法律的,一定要积极的提出立法建议,推动立法部门及时的做出修改法律的规定。这次司法改革,包括2003年以来司法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自上而下,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保证司法体制改革的依法问题。刚才向所长也提到了前几年有的地方搞了暂缓起诉问题,应当说暂缓起诉对于推行司法体制改革也是起到推动作用的,特别是暂缓起诉的问题。我们在刑诉法修改过程当中无条件起诉等等也是在各地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总是感觉到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基层检察院做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也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在推行这些具体措施的过程当中也涉及到了了法律的问题。很多检察院推行暂缓起诉的问题,推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被叫停了,为什么呢?在法律规定上没有依据。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英美法律明确规定了法律起诉的期限,你在期限内必须作出起诉和不起诉的决定,你暂缓起诉会突破这一规定。我个人一直主张这么一种观点,基层检察院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但是一旦要在司法实践当中具体推行的话,必须慎之又慎,明显的违反法律规定的措施的确应该叫停,可以进行研究,可以对有关的立法部门提出立法建议,这涉及到法律的严肃性问题。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第二个是司法改革主管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关系,这一点做得很好了,我们在2003年那次司法改革的时候感觉到很多措施因为没有及时的修改法律而延误了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一轮做的非常好,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的参与司法改革。

高景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第三,中央司法体制改革和具体的各部门关系的问题。我们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各个部门有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一些部门的倾向,包括检察机关内部同样也是如此。好,我就讲到这里。

向泽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我有一个建议,因为司法体制改革包括法院改革和检察院改革,建议在报告中用法院体制改革和检察院体制改革,不要对法院改革笼统地称为司法体制改革。我补充说这点。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多谢向博士。下面一个议题是2009年司法行政改革的未来走向,我们首先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宋朝武来做主题演讲。

宋朝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感谢正义网和徐昕教授的邀请,我的主题是中国司法行政改革。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司法改革当中,政法委做舵手,法院和检察院划船。我主要是从事民事诉讼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2005年我在司法部拿到了一个调解立法研究的课题报告,这本书我带来了,研究生、博士生包括一些老师进行了调查研究,我看调解制度有一些问题。我们国家过去人民调解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现在成为了明日黄花了。现在很多学者大量的借鉴宣传外国的ADR,我个人研究发现外国的做法是借鉴了中国的制度,把中国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进行研究,细化,再发展,成为了ADR。我记得建国以后,调解组织遍布了全国各地,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数字,全国的人民调解员是790多万人,在我们国家过去的时候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但是随着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人员的流动,过去我们调解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个人情社会,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都很熟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过去没有锁门的,夜里睡觉都不锁门的。我80年代在广州出差的时候发现每个楼都有铁栏杆,觉得很不理解,现在我们这边也发展到了这种程度。

宋朝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我们再用过去的方法来调解不行了,过去老人文化低,讲道理,不用法律来解决不行了,现在要懂法律,懂艺术的人来调解才可以。当然了,2002年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对人民调解有一个重大的突破,责任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性,这大大的前进了一步,这一步我认为没有彻底的解决纠纷的作用,你仅仅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一种合同性质,仍然导致当事人对纠纷解决不了。人民调解制度不能彻底的解决纠纷,在这本书当我提出了赋予人民调解强制执行的效益。

宋朝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我们的制度不仅要扩大人民调解员制度,还要扩大行业调解,我们在人民调解的基础上发展我们整个的调解制度。在中国社会孔子曰什么是和者,为其不争者为和者,不刚不柔为和,埃及的历史比中国长,但是埃及没有保住它的历史,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保留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传统,和是中国儒家的治国之道。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和为贵,不愿意发生诉讼,中国愿意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中国的人民调解之路在司法体制改革当中应该加大步伐,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调解员的设置问题,可以说我们在立法当中提出来了一个聘任制和选举制。过去高中生就是秀才了,现在可以很多人都是法官,都是教授,可以吸取社区的优秀人才进行调解,可以组织行业调解,要配备优秀人才进入人民调解的制度。

宋朝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法院要对调解组织进行扶持,比如说从行政来讲,现在据我的调查了解,全国人民调解国家投资90%是20-60块钱的配置,我们国家是无偿劳动,过去调解员不收费,这个方法要改革,要有偿调解。但是这种收费不能像诉讼费、仲裁那样收费那么高,需要国家在司法行政上给予扶持和帮助。不能说干半天就是为人民服务,一分钱不拿,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宋朝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第三个问题就是从国家司法制度上来讲,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做法要肯定、认可和支持,比如说调解协议,只要双方达成一种协议,我认为调解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是你司法介入要解决的。包括法院调解,是当事人之间自己解决的方法,只不过法律认可了。法院调解,当时达成了一致协议以后,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双方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达成一定的协议,还要不要进入到法院的审判程序呢?我认为是多了一道程序,我们何必不借鉴的方法呢?当然不是说台湾的法律制度好,我们好多的制度都是借鉴的台湾的立法制度。台湾的乡镇有调解制度,调解完了以后如果可以拿到法院进行备案,将来就有强制执行的依据了。我们的调解委员会达成了调解协议以后应当会借鉴我们民族的传统,达成协议了,法院进行一种效力的认可,不是再以合同的性质进行审查,再次判决,法院只是一个扶持和支持。

宋朝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国家的很多民事纠纷消失在纠纷之中。我们很多问题就是没有理顺,我们中国的优势传统,解决纠纷的方式人民调解员制度没有利用起来,我们一度弱化、没有支持和扶持,现在是方兴未艾,又起来了。我个人感觉在中国的司法行政改革当中,我们怎么样把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体现中国东方之花的作用。我就讲这些。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谢谢宋教授,用我们东方哲学的观点阐述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性。前两天我们正义人物评选入选的正义人物陈燕萍法官一年办两百多件案,她说办一个案子很容易,但是一个诉讼三代世仇,怎么办呢?要化解纠纷。我们下面有请著名的刘桂明副秘书长演讲,他在我们法律博客上也是经常发头条。

刘桂明(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谢谢,主持人的言下之意还有不著名的副秘书长(笑)。方向主任在司法部重要岗位工作过,我在司法部工作过,我可以谈司法行政,我们的方向主任更应该谈。我谈谈我个人对这个报告,关于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个人评价。

刘桂明(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第一,一个补充。谈司法行政与改革之前,我要做一个补充,跟我目前的工作还有一点关系,刚才我跟蒋主任也交流了一下,在这个报告当中关于法院改革的最后一部分,我建议这个里面要认真听取一下关于蒋主任特别说到的一句话,就是跟有关的司改部门进行一些核实,这样的话在表述方面可能会更加准确。比如说在法院改革的最后一部分,关于少年司法改革,少年司法改革在去年法院系统关于司法改革有两个大动作,一个是少年司法25周年,更重要的是在三月份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关于前科消除的问题,当然具体表述是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我觉得类似这样的补充应该在这个里面有所关注。因为做一个年度报告的话,其实不管其他改革怎么样,我最关注的是少年司法改革,少年司法改革在去年既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又是一个阶段性的起点,这个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第一个补充。

刘桂明(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第二,一个困惑。我们都在讲司法改革,其实我们都知道主要是谈审判改革和检察改革,其实改革没有司法行政的事,因为司法行政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不改革,司法行政当时的职能在80年代初的时候司法行政的职能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应该是两高的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如果说不改革回到这个位置对司法行政来讲,可能比今天要大大的好过的多。

刘桂明(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我们司法行政在目前司法体制当中是一个很尴尬的组织,从我个人看来,上面对司法行政的理解是不希望你干多大的事,只希望你不出事。司法行政只要一出事大家都知道,比如说监狱,监狱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比如说像去年监狱的逃跑犯的问题,立功的是公安部,倒霉的是司法行政,这个就是司法行政改革的一项成果,因为当年把监狱从公安拿到司法行政的时候公安部非常的不愿意,掰扯了好几年,我印象中怎么也得有七、八年,最后到80年代末期才不争了。现在公安部发现好处了,只要一出事立功的就是我,倒霉的就是你。我们的改革就是优化职权配置,这个职权配置是司法职权,我们司法行政希望多一点职权,这是我们希望改革的目的。我们司法行政是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这也是一个困惑。

刘桂明(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第三,一个肯定。尽管司法行政也没有钱,也没有权,但是改革的方向是一定的。刚才向泽选同志对报告关于检察改革的篇幅还有一点意见,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相对于检察机关职能的强势来讲,这个报告对检察系统的篇幅是有一点小,但是相对司法行政的弱势地位来讲,这个篇幅是正当的。我们应该反话正说,应该多鼓励,多提倡。司法行政的改革无非是两项,一个是法律司法程序的改革,还有一个是法律服务体系的改革,这里也提到了司法建立的问题,还有人民调解的问题。从这个报告来讲我们要给予肯定,尽管司法行政的改革成绩不大,但是我们看到取得了成绩。有的人会问这是成绩吗?这不是成绩,比如说我们司法考试的问题,从报告的积极意义上两讲要给予肯定,肯定之后要给予反思。

刘桂明(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第四,一个期望。这个期望就是尽管司法行政的改革面临着很多困难,尽管司法行政的改革有了一些成绩,但是显然远远不够,司法行政的改革还有一些空间。因为躲猫猫这样事件的发生才使得监所体制改革又提上了台面,有很多人建议,2004年中央改革方案里面关于看守所体制的改革纳入司法行政的问题能否再次提起,这就更加看到了我们司法行政的改革,如果我刚才讲的是法律保障体系和法律服务体系改革的话,司法服务体系的改革更严格意义上分两部分改革,一个是自说自话的改革,即内部的改革;还有一个是内外结合的改革,应该是我们总体局势的改革的优势。大家知道改革就是调整利益关系,调整权力关系,这样有一些职权划到司法行政。我对司法行政的改革未来的期望,如果说别的部门多放一点权,司法行政的改革才有期望,如果不放权,司法行政的改革依然是自说自话。

刘桂明(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第五,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只对内部改革而言。我们内部改革这十多年在司法行政改革当中最大的成就是关于运输体制的改革,在肖扬同志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现在在司法体制改革当中,我刚才讲了法律保障体系,还有一个是法律服务体系,在这个报告当中如果说要更加全面的话,可以考虑律师制度方面的改革,律师制度的改革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律师业务的改革,还有一个是管理的改革。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有一些地方检察院和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包括律师协会,他们在探索一项改革个比如说关于律师讯问和询问未成年人的时候应该有律师在场,在成年人领域律师在场权很难实现或者是很难做到,在未成年领域我觉得就应该要强化,要做到这个事情,这在地方也已经探索了,这个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一个是律师管理方面,比如说律师管理的组织体系,律师现在开始出现了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这是律师组织体系方面的改革,我认为也已经纳入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程序当中。还有一个是律师的名称的武装,最近司法部出来了一个名称的问题,这个在律师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反响更多的是负面的,没有面对或者是没有促进关于律师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

刘桂明(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我的总结就是这五个方面,总的评价就是这个报告对司法行政给予了关注,但是还不够,我们还应该有更多的期望,应该有更多的关于司法改革的内容,尤其是律师制度改革的内容,谢谢大家!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多谢刘秘书长,他尽管已经离开司法行政系统了,现在在团中央的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当副秘书长,还是如此深情地回望着我们律师界。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刘桂明的出走是律师界的十大新闻之一,可见他本人的重要性。第五个主题是由许章润教授谈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和未来,我再补充一句,许老师的书在20年前用华丽的语言阐述法律,在20年前我就收藏了,至今还在我们家的书柜里面,回头帮我签个字,谢谢。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之所以来这儿还是为徐昕教授,为赵志刚总裁,但也不是为徐昕,也不是为赵志刚,而是因为我们关心司法改革这样一个事件。正如这个报告前面所讲的,通过司法实现正义,这是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和知识分子,尤其是法律从业人员,法学从业人员不可能不关心,也必须要关心的一个事,所以我是为了我们自身。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我是一个对司法改革没有兴趣的人;我很关心,但是我没有兴趣,因为我认为是一个政策,是一个实际工作部门的问题,我的兴趣跟这个接不上关系,来了以后我很欣喜的发现徐昕教授邀请我就前言后语发表一些看法。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我先有一个总体的评价,前言后语措词谨慎,如履薄冰,充分拿捏。去年讲到司法改革是承上启下的一年,我作为一个法律体制之外的在野的知识分子,一个法学院教授的观点来看,去年理论上是倒退的。贯彻司法为民的民粹主义的举措完全背离现在司法改革的大方向,完全背离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型国家要走的道路的基本方向。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二个感受,徐昕教授的报告里面对于中国改革的司法格局所归纳出来的三个来源还是很有见地的,以现代性为选择的模式,以中国传统的以情、以法和注重和平调解的因素,还有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司法的新传统,这三者也都有。三者都有,如何协调,如何能够在三者的博弈中间调理出一个最终中国司法的整体的风格,恐怕也不是一两年能够做到的,徐昕教授写到司法改革总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是面对困境以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豪迈的宣誓。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教授还讲到了,有的只是方法和机制的改革,刚才向所长也提到了,我也很同意,很多改革就是方法、体制和技术层面而已。不能像现在的高考制度,今天3+1,明天4+1,越改越给腐败提供了土壤,越改学生和家长越无所适从。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改革的措施出台的越多,我们越是无所适从,我们到底是一个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还是我们是一个没有任何安全的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改革,有一些时候按部就班已经不错了,很多绿色通道,我觉得这些没有用,都是应景之作,不一定是很好的现象。当然我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从非职业者的角度看待的。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改革报告要反映一年来的司法改革事实,事实只有一个,我同意这个看法,事实只有一个,就是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存在哪些问题。问题在于所有的事实需要观察者和描述者变成文本,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不等于事实,因此,真正的事实和文本之间总是有差距的。你如果要是看党中央的文件,看两高的院长、检察长的报告,他所讲的事实和一般人从不同角度所看到的事实肯定会有所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年度司法改革报告现在有徐昕的这个版本,如果再有中国的其他民间机构也能拿出其他的版本,和官方的比一比,这是一个好事,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个多维的视角,有助于改进。在这种情况下,事实只有一个,文本可以有多份,这是我一个总体的看法。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我现在有一个忧虑,现在很多司法改革的措施违背专业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压力就是要应和执政为民、司法为民的“民粹主义”的取向。我有一个担忧就是,最近几年来,我有一个感受,成为一个清道夫,法院不仅要担负一般的正常的司法审判工作,还有维稳的职责。比如说奥运会期间,很多法院都派人值班。还有涉法、涉诉的案件最后还是要由法院来解决,还有政治效应这种职责,在这种情况下,让其他社会机构运转起来,社会行业集团挑起来,仲裁机构运作起来,社区法官运转起来,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的法院回归专业机构本来的道路,把纠纷分流,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从而解决不得不应对民粹主义的问题。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我就讲这么多了。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许教授从宏观的角度谈了司法改革,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观点。下面我们有请方向教授对今天上午的三个小时进行一个总结,大家欢迎。

方向(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首先我代表中国法学会研究部祝贺这次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的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的蒋惠岭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改办的高景峰处长,还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进行了深度的评述,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就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和未来发表了主题演讲,从各自的角度发表了个人的见解。

方向(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作为2009年司法改革的截面史,该报告从司法改革、法院改革、监察改革等方面梳理的2009年司法改革的措施,并对改革进展、实施效果及不足之处进行了深度的评述。作为首部民间性质的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撰写者坚持学术独立的精神,立足现实国和司法规律,既坚持改革的渐进性,也追求面向未来的司法理想途径。因此,报告以建设性为目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部分改革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评述,旨在促进司法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方向(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报告兼顾宏观性和理论性,将当前的司法改革置于过去与未来的结点上把握和评价,体提出了中国司法改革的两拨论和三元素论。针对司法改革是否在走回头路的方向之争,报告对未来的司法改革持谨慎的乐观态度。2009年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式启动,并在诸多方面有所进展,但司法改革依然任重道远,2009年的大部分改革举措仍需落实、检验、调整和完善,极大部分改革措施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而并未触及司法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部分改革如规范司法涉诉信访只是权宜之计,部分改革如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仍困难重重,某些司法理念如法院强调,调解优先需要纠正,某些方面有所倒退,甚至可能强化了司法体制的固有弊端,尤其是司法的独立性遭受了更大的损害。但是总体还是迈向法治和司法现代化是大势所趋。

方向(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最后,我还想说中国法学会一直高度关注司法改革,我们期待全国的法学工作者密切关注司法改革问题,克服路径依赖,坚持法学理性,尊重中国经验,为司法改革提供应有的智慧,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制度作出应有的贡献,并期待明年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更加精彩,谢谢大家!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谢谢方向教授的总结。我们正义网络传媒是检察日报主办的独立的网络媒体,现在也是一个法人单位,原来是一个编辑部,我现在的一个身份是正义网传媒的执行总裁,我希望这个平台可以成为教授发布自己观点的载体,如果我们各位教授需要我们搞类似的发布会,也请跟我们正义网传媒编辑部主任吕卫红联系,我们很乐意为大家提供服务。下面我们有请主办单位的领导王松苗副总编辑致闭幕词。

王松苗(检察日报副总编辑)各位老师、各位专家中午好!上午的发言非常的精彩,请大家为了中国的司法改革再忍受我的五分钟发言。首先我代表我们报社的党委、正义网络公司和人民检察杂志社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徐昕教授带领的团队作出这样有见地、有价值、有成效的报告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作为一个传媒人,一个新闻人,从我个人上午听会的感受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王松苗(检察日报副总编辑)第一,司法改革是不可逆的,既是潮流也是需要,关起门来搞司法肯定是不行的。第二是被改革。我们正义网络最近做了一次舆情调查,其中我们发现在所有舆情当中八成是关于政法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整版的报道,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社会不公问题80%是由于司法引起的,为这个事情提供一个佐证的是王岐山当北京市市长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如果我们政府部门都能够依法行政的话,我们门口的上访队伍70%都要去法院。我们司法工作怎么为民,不仅仅关乎到我们司法工作本身,也关乎到行政工作和社会稳定。第二句话是渐进式。徐昕教授的报告里面讲了两个波段,提了三个障碍,还有三大元素,传统、现代、社会主义,按照我们做评论的角度,尤其是做社论的角度,主流肯定要放在社会主义这个元素上,你放在现在这个里面是学者应有的价值追求。

王松苗(检察日报副总编辑)我个人觉得有三个核心,一个是赋权,还有一个是配权,最后一个是用权。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司法改革要寻找一种空白,不痛不痒肯定不是改革,我个人认为司法手段的多元化不是改革,工作方法的细致化也不是改革,加强队伍建设也不是改革,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把准改革的切入点,要尊重改革的内涵,尊重改革的规律。

王松苗(检察日报副总编辑)第四,不要悲观,用徐昕老师的说法就是谨慎的乐观。我们报社是一体两翼,一个检察日报,目前是43万份,发行量在法律类报刊里面一直是位居第一。同时我们还有两翼,一个是正义网,他们也推出了《政法网络舆情》、《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电子资料性内刊,以及“政法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等。还有一个是影视,我们每天有一个日播的电视节目,我们拍一些专题片,包括一些电影之类的,在社会上很受欢迎,也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

王松苗(检察日报副总编辑)2月4号该立春了,还有12天就过春节了,我想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最后借用南方周末的两句话:改革的阳光打在司法的脸上,公平的温暖留在公民的心里。谢谢大家。

赵志刚(正义网络传媒执行总裁)今天的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关于我们   社长致辞   联系我们
正义网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Copyright 1998-2006,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