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网：今天我们的访谈有幸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希坡，对中国法制史有了解的人，对他一定不陌生，在访谈开始前，我们先对张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张希坡，著名法律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1953年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同时，先后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理事长。现任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陕甘宁边区史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话题：与法律结缘
主持人：张教授您今年有83岁高龄了吧？我们都知道，您是中国法制史，尤其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方面的权威，不知道您本人的历程是怎样的？能不能先跟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1927年10月出生在山东章丘县一户铁匠世家，祖辈在清末民初先后闯关东，先在哈尔滨，后到宝清县开铁匠炉，由于老辈深感无学识的痛苦，决心要供我读书，于是我在七岁时就到邻村读小学，刚读到三年级，正当学习兴趣浓厚时，突然爆发了“七七事变”，人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关内，不久济南失守，章丘城被炸，小学停办，后来在本村办起私塾，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由于日寇不断下乡扫荡，私塾时断时续，小学的李老师，家住北山，就死在日军扫荡的枪炮下。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到1939年，远在东北的父亲怕我失学，便托人带我到哈尔滨，后到宝清县，先插班读小学，后考入“国高”，国民高等学校的建成，也就是四年制的中学。在日本统治时期，实行的是奴化教育，其反动目的是妄图使中国学生忘记祖国，因而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洲国人”，并且强制学日语，将日语视作“国语”，课本上表明“国语（日语）”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国语（满语）”）古人云：“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这在日为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验证。原来在国高开了中国历史课，后来为了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伪满民教部明令取消中国历史，改为东洋史，即宣扬以日本为主体的所谓“大东亚史”，以及分裂中国的“满洲国史”。至于中国近代百年的革命斗争史，是绝对不准问津的。所以日本投降，我就开始阅读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主要为了了解中国近百年的帝国主义侵华时和中国革命斗争史，体会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意义，这便为后来研究中国近代法制史打下重要的思想基础。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继续在县立中学读书，1946年夏，宝清解放，1947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
主持人：您和法律结缘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当时您是怎么开始进入法律研究领域的呢？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1946年夏天东北解放，我1947年2月参加工作，到佳木斯合江师范培训。回县后，在宝清县人民政府教科任科员，副科长，土改以后，民政和教育分开了，我就到民政科当副科长，后来成立了人民法院，我就调到法院当副院长了。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学习，那时候干部都是边工作边学习。当时为了审判工作需要，在工作的时候就注意收集老解放区的一些法律文献。像婚姻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等，解放区的法律文献传到关外去，大家相互传抄，是为了审判工作需要。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当时参加了专门培训在职的司法干部办的司法学员班，到干修班学习就是为了提高司法干部的理论和业务水平，学一学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基础理论。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法律，法律的一些基础理论。另外主要是交流司法工作的经验，也讲了一些法律常识。
主持人：后来您是怎么来到人大开始专门的、系统的法律学习呢？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来人大开始系统的法律学习，也是一个机遇， 1950年人民大学正式成立，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中央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1年人大招生，在人民日报公布后，看到有本科法律系，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当时招生全是调干，并有一定工作年限，初中文化程度是五年，高中文化程度要工作三年，我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因而便产生了报考人大的强烈愿望，曾与县领导提出过这个要求，但因工作需要，暂时不能离开。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到1951年夏，接到松江省法院的通知，调我到沈阳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主办的“司法干部培训班”受训，学习不久，听说人民大学到东北招生，包括法律系本科，培训班领导便动员训练班的学员积极报名参加考试，我便报了名，经过口试笔试最后录取了十几个人，到法律系的有孔庆云、张振藩、杨春洗等，也有的到其他系。到法律系本科学习时间不长，班主任赵找我谈话说，由于师资缺乏，急需培养研究生，看你考试成绩不错，组织决定调你到法制史教研室作研究生，这便一锤定终身。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到人大学习就比较正规、系统的学习理论知识了。本科上课一段时间以后抽调研究生，后来做了法制室的研究生，那个时候我是法律系第二批研究生，学制是两年，除俄语和理论课外，还学习法律系公共课的“国家与法权理论”。那个时候学习的专业课是苏联专家讲授的“苏联国家与法权史”和“国家与法权通史”。学习了两年。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两年学习以后，苏联专家走了，那个时候学的都是苏联和法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需要系统的重新建立。1953年我毕业留校，当时留在教研室做教研室副主任，还留了两、三个人开始搞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那个时候一边给学生讲课，一边做研究。在讲义的基础上充实提高，这些讲义到了文革以前系统的出了三本书，这些大概是从1953年开始搞的，一直到1965年文革以前结束，三本书第一册是古代的，第二册是近代的，第三册是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册是我写的。文革以前的教材，这是当时在全国唯一比较系统的教材。文革以后，再出的教材就是司法部和教育部组织的统编教材了。
话题：材料收集像一场抢救，需坐得冷板凳
主持人：您做革命法律文献的研究，收集了多少材料？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留校以后，我参加了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创建工作。为了编写讲义，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如何收集历史文献。中国古代近代的法律文献，从解放前旧书或法令会变可以找到，但是革命根据地的法律文献比较难找。六十年来，经过多方努力，比较系统地搜集到一批，对于法制史的学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早在建国之前，我在东北解放区法院工作时，就注意对老解放区法律文献的搜集工作。那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法规又多，为了审批工作的需要，每次省里开会，都到处打听有无老解放区的法律文献。如看到某一文件，如获至宝，立即互相传抄，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如《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都是那个时候传抄下来的。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80年代正是各个地区编写材料很多的时候，我看到有关的材料就买，因为当时要是不买的话，过一阵子书就没有了。还有一些是预定的，在报纸上看到哪个出版社出什么书，我就去预定。像中国中央文献、审议边区政府文件汇编十几册、还有山东出版的关于山东解放区的文件汇编，还有一些人物传，这些材料都是当时我遇到了就买。还有一些材料是找谢老或者是到保密资料室得到的，都是手抄的，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整理。
主持人：听说从谢老那里手抄的材料就有两三百万字？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对，由于缺乏中央苏区的历史文献，通过吴老（吴玉章）联系谢老（谢觉哉），查阅摘抄了大量的材料。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那个时候听系主任何思蔽说，在延安时，他得知谢老从中央苏区带来一些法律文献，应去联系一下。后来找杨化南主任商量如何与谢老取得联系，杨主任说：“找我们的老校长吴老，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明天我带你一起见吴老去。”第二天道吴老那说明来意，吴老很高兴地说：“苏联的经验很重要，我们一定好好学习，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更应认真研究，一定要创建出新型的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吴老立即让秘书与谢老联系，谢老答复同意派人去查阅抄录，秘书写好介绍信后由吴老亲自签字。临走时，吴老又说：“谢老是我们党内有丰富经验的法学家，一定要认真向谢老学习。”之后我到内务部机关找到谢老，谢老立即领我到后院他家里，见到谢老的夫人王定国同志，她问我需要哪方面的材料，我说主要是中央苏区的法律文献，她找出后由我查阅摘抄，有的带回来抄写校对后立即送还。当时谢老语重心长地说：“这批材料，是在战争年代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制定的，凝聚着苏区政法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希望你们认真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根据地革命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育新中国的青年一代，继承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王定国同志也说：“这些材料是谢老精心挑选保存下来，长征中许多东西都已丢弃，这些法律文献和日记，一直带到延安，又带到北京。你们要好好保管和研究，使这些史料能够流传于后世。”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那些材料现在很多都没有了，手抄本成了绝版。那个时候有些材料保存下来很困难，过去战争时期丢了一些，现在保存下来的在文革期间藏在沙发里了，就没有动。摆在屋里的那些被当成修正主义的东西给烧了。像谢老的日记就是藏在沙发里保存下来的，后来出版了。
主持人：当时很多材料现在都找不到原件了，您在收集这些材料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像做抢救工作一样？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文革”以后，为了校对从谢老处抄来的这批材料，再次拜访过王定国同志。她说谢老从中央苏共带来的材料，除日记外，在“文革”中都被机关“造反派”烧毁，你过去抄去的资料可能已经成为珍本，应尽量争取出版，才能保证流传于后世。她说谢老的日记，是秘密藏在沙发里，才保存下来。让这些宝贵的材料能够流传于后世，有时候这成为我研究的精神动力。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手里保存的这份资料都留下来了，文革期间我没有受到冲击，里查外调，查完历史和出身都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问题了，我家的材料没有动；另外一部分材料是在资料室，人大撤销了以后，没有分配的教工人员和资料室的资料一并带到北大去了，那个时候人大合并到北大法律系，多亏我们的资料员到北大以后，给当时院里面的有关人说了，说这些材料是积累多少年的材料，所以没有人动。后来人大恢复了，他们人回来了，把材料也带回来了。
主持人：还有一部分资料是司法部和图书馆查阅的？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司法部为了给立法和司法工作提供历史经验，决定抽人专门收集革命根据地的法律文献，便将这一任务与人大法律系。系里决定由我和梁秀如，毛天祜三人参加这一工作。住在国务院招待所，白天拿上司法部的介绍信到有关部门查索抄录材料，晚上回招待所整理查抄一份，将整理好的交给司法部，底稿带回学校备用。后来司法部撤消后，据说将这些资料移交给最高法院司法行政处。“文革”以后，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以这批资料为基础，并加以扩充增补（刘海年、常北儒曾来我家挑选了部分材料），最后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给那个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共四卷，为全国法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史料根据，至今仍在被广泛援用。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还有一部分就是查报纸。六十年来，陆续从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单位保存的档案和报刊上，一张一页搜寻抄录的相关文献。特别是由中宣部组织复印的29种有关解放后的报刊杂志（如《红色中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响导》以及由各地出版的《民国日报》复印件，还有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卷），以及由各省陆续出版的解放后的历史资料，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14卷）、《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15卷）、《晋察冀边区史料选编》（4卷）、《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三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苏维埃中国》……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这些报纸从头到尾都有，都是一篇一篇的翻，过去都说坐冷板凳，我的感受就是冷板凳好坐，坐下以后就暖了，热板凳比较不好坐，夏天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身上都是汗，报纸都湿了。但是要有甘做“冷板凳”的耐心，有“沙里淘金”的信念，总会有所收获。许多看似绝版的史料，都能查到相关佐证，而恢复其原貌（如邓中夏起草的《劳动法案大纲》和董必武领导制定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从各种不通的版本中，互相校对，因而纠正了一些权威著作中的讹误（如《比较宪法》中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错字、漏字、加字共29个）。并且还以丰富的史料作根据，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
主持人：在这些材料的校对整理上，是不是也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甚至细化到标点符号上？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举个例子，现在毛泽东文集出版的有一个标点点错了，就是跟原来的本子校对的。有些文章有很多错字，比如动手耕田，田字漏了，催促写的是推促，甚至有些文章的标题也错了，比如有篇文章是写春耕问题的，讲春耕到了，农民耕田的还很少，什么原因呢？土地所有权没有确定，土地每年分，因为是按照人口平均分配，每年人口都有变化，有的生了，有的死了，有的结婚了，有的出嫁了，到冬天又重新分，因为地权不确定，所以农民的积极性不高了。这样不利于农民生产，毛主席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写了这篇文章，给省政府的领导人，说从现在开始土地不要再分了，生的不补，死的不退，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确定农民分配土地，叫春耕是不太合适的。
话题：辞去行政职务潜心研究二十余载 誓将“红色法律经典”编订出版
主持人：您之前还担任了多年的行政工作？后来为什么辞掉了呢？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1953年毕业后，就担任法制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1年。1964年任法律系副主任，包括“文革”后期系革委会副主任，人大停办后调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人大复校后继任法律系副主任，到1986年，先后延续22年。做了22年的行政工作，之前收集的材料来不及看，也没有精力去研究。退下来以后没有杂事了，我就坐下来安心研究这些材料，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研究。
主持人：这期间完成了很多著作吧，我们知道的就有《马锡五审判方式》、《中国婚姻法立法史》、《中国革命法制史》等等十四五本。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由于当时兼任二十多年的行政工作，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多。自从1986年辞退行政工作以后，才能坐下来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二十多年来，一面分类整理这些文献，，分别写出几部专著，包括马锡五审判方式，中国革命法制史、劳动立法史、经济立法史、婚姻立法史、刑法史、辛亥革命法制史、中国近代法律史文献与史实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史等。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以前写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刘巧儿的原形人物现在还在，前几年我去拜访过她一次，经常还有联系，前几天还来了一封信。现在我重新写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原来写的不到十万字，现在准备写一个三十万字，已经交到法律出版社了，还没有最终落实。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还有一本是劳动立法史，把所有关于劳动立法的做了一个研究，从最早一直到建国以后。还有一本经济立法史，一本刑法史。刑法史原来是两本，革命根据地的刑法史，建国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后来建议两个合在一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中国婚姻立法史》是人民出版社出的，这本书内容很多，从古代原始社会一直到现在。《中国近代法律文献与史实考》，是属于法律文献的考证，这本书大概等了六、七年才出版。
主持人：听说您想出一部“红色法经”？为什么叫做“红色法经”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红色法经”就是《红色法经——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是将革命根据地制定的法律文献进行精选校订。去年我打报告交给院里了，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我的计划是准备出十卷，大概500万字，平均一卷50万字。包括四部分，也就是四辑。第一辑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与第一次国内合作时期法律文献选辑（1921－1927年），分上、下两卷；第二辑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民主政权的法律文献选辑（1927－1937年），上、下两卷；第三辑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民主政权的法律文献选辑（1937－1945年）上、中、下三卷；第四辑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后人民政府法律文献选辑（1945－1949年）上、中、下三卷。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之所以叫“红色法经”是这么考虑的。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根据地自己制订的法律，应该叫红色法律经典，所谓经典就是有权威的。根据土地改革法写的小说是红色文艺经典，电影被称为红色的影视，比如刘巧儿等角色都成为经典式的了。那些都是文艺作品，文艺作品所根据的就是具体的法律条文。比如反映婚姻法的就是根据各时期的婚姻条例。如果说文艺作品成为红色的文艺经典，那么根据地的这些法律的条文就可以称为红色法律经典，简称红色法经，是借用这么一个名词。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现在已经把前两辑整理完毕，并打印出电子版，其他各卷，可以在两年内完成。只要能解决出版问题，这一夙愿即可指日实现，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话题：八旬老教授希望能有一个接班人
主持人：这么多的研究工作，任务肯定是非常繁重的，从您这满满一书架的书和材料就可以想象的到，这些工作都是您一个人来完成么？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现在就是我一个人，我没有助手。我现在83岁了，要是有什么毛病连课都讲不了了，没有人接班。我希望院里给我配备一个助手一起研究，等这些东西都出来了以后他也就熟悉了，要是搞法制史的博士生毕业，搞个几年就都熟悉了。
主持人：报考法制史的学生多吗？您现在还在带课？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每年硕士生有十五、六个，博士生也有七、八个，每年都有。不过现在我不带博士生了，退下来以后连硕士生也不带了，有时候我讲课他们就来旁听。
主持人：研究法制史，和刑法、民法、行政法这样的专业方向相比，可能略显冷门，尤其是对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的研究，跟现在的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务，有什么意义吗？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这要综合的看。我们现行法律的好多原则，好多制度怎么来的？现在只知道一个结论，这些都是从根据地总结经验来的。比如现行《婚姻法》里，婚姻制度的五项基本原则，除了计划生育是最近二、三十年才确定的，其他四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都不是现在才有的。根据我考察，从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党的宣言、决议、妇女运动决议、农民运动决议、工人运动决议和青年运动决议案里面就涉及到了婚姻法的改革，那里就提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后来各个根据地制订的婚姻法把这个条文化。现在的婚姻法条例贯彻这个精神，这些原则是根据地多年积累的经验。所以要讲现在的婚姻法应该从历史上了解这些原则怎么发展过来的，从而知道现在为什么这样做。
主持人：现在出现的一些法律上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新的问题要按照新的情况来看，比如说马锡五审判方式，那是那个时候马锡五怎么做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进行调解。学习那个时候的经验主要是学习基本精神，现在就要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那个时候规定不收诉讼费用，当时有一些地区规定收诉讼费用，老百姓来了以后吃住都没有地方，让他交钱交不起，就不打官司了，所以根据地那个时候规定一切都免交诉讼费用，是为了便于群众形式诉讼权利。还有你自己可以写诉状，没有诉状的法院也要受理，法院的干部要代替当事人代写诉状。还有当时下乡是比较多的，没有什么上下班时间，你到了乡下巡回审判，群众白天劳动，晚上才有时间，无论是河边、地头，群众只要找你，你就要受理案件，调查研究都是利用休息日和晚上的时间，这是那时候的做法。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今天强调正规化了，可以交诉讼费了，可以交诉状了，但是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要便于群众的诉讼。我总结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现在学习有三条原则，一个是为民，法官要有为民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最主要的一条；第二是利民，利民就是考虑到群众的合法利益，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双方的权利都要照顾到，即使人犯了罪了，也要保障他的权利；第三是便利群众，不要刁难群众。
话题：和刘巧儿的一些故事
主持人：在《马锡五审判方式》里，提到关于“刘巧儿”的案例，听说您和原型还有联系？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写过一本马锡五审判方式，“刘巧儿”的原形人物现在还在，经常还有联系，前几天还来了一封信。2005年我去她家拜访过一次，县里现在给她盖了一个房子，有一个展览室，把她的事迹给展览了。现在我重新写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前的那本不到十万字，现在准备写一个三十万字，已经交到法律出版社了，还没有最终落实。
主持人：您是哪一年和“刘巧儿”的原型联系上的？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有30年了。原来涉及一些故事情节，说法不一样。我写的《马锡五审判方式》里涉及到刘巧儿的原型人物叫什么名。1944年《解放日报》登了这个事情，谈到这个案例，她姓封，爸爸叫封彦贵，现在电视剧里改成了刘巧儿，她爸爸叫刘彦贵。早先妇女没有上学，没有学名，都叫小名，《解放日报》登的是封捧儿。当时这个事情传到重庆，重庆新华日报登的时候写成了封棒儿。后来马锡五在政法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经验，提到这个案子名字就叫了封胖儿。我要写这个东西，到底根据什么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要找到本人落实这个问题。
主持人：能说说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1943年的时候“刘巧儿”19岁，80年代的时候60左右，我估计这个人肯定在。后来听说解放初期新凤霞演平剧《刘巧儿》的时候跟原型有过联系，后来我就联系了文化局，他们给我回信写了“刘巧儿”的地址，我就按照这个地址去信了。去信了以后她很快给我回信了，我问了一些案件的情况，包括名字。第一封信是她本人写的，她原来不识字，后来扫盲，可以写字，她说不叫封棒，也不叫封胖，叫封捧，解放后起了学名叫封芝琴，现在的学名就叫封芝琴，原来小名叫封捧儿。
主持人：关于封捧儿这个名字的叫法，到底根据什么呢？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2005年我问了一下“捧”字是什么意思？今天讲就是很娇贵，后来他们进一步解释，当地有一个习惯，她母亲生了两个男孩，生下来就死了，当地有一个习俗，要想让孩子能够活下来，在生产的时候要用手接着，不要使他落地，接下来以后还要抱到别人家养几天再回来，才能长命百岁。所以就叫封捧儿。
主持人：您能讲讲“刘巧儿”原型人物的故事吗？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这里还有一些照片，这是“刘巧儿”真实人物，叫封芝琴。现在她成为地方的名人了，他们家乡有明信片都是用这个老太太。原来准备邀请她来给学生讲课，但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人陪同就没有来，后来她邀请我去，我在2005年的时候全家去了，老伴儿、女儿、女婿一块儿去的。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原来马锡五审判方式出版了以后，我送了他们家五本，后来她的老伴去世以后，她把给他老伴的那本给退回来了。那年我去又把这本书带给她了。这本书有三个标记，一个是1983年书出来以后给他老伴的，写着1983年9月。后来她老伴1991年去世以后，她又把这本书退回来了，当时我记了一下。2005年我又把这本书带过去了，作为永远的纪念。她家里已经没有了，这是2005年5月22号到她家去的，当时把这本书给她，老太太很激动，纪念老伴儿，要保存起来。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知道这个事情，想要把这本书征集放到博物馆去。现在市面上这本书已经买不到了，早就没有了，最近我孙子在网上的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我让他帮我买了回来，又给刘巧儿的原形的老太太寄去了一本。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封芝琴老太太那儿现在成了红色旅游的景点，她的门口就是公路，有一个牌是刘巧儿新居，原来有一个旧居，现在县政府给在外面开了一个窑洞，走在公路上老远就看到了这个牌子，我们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个牌子才找到她家的。我们在她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十点钟离开的，从八点到十点之间就有四批人参观、访问，老太太跟他们一起照相。老太太85岁了，身体还很好，有糖尿病，有一些药买不到，我从北京给她寄去一些药。
主持人：你们经常保持书信往来吗？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对。解放后扫盲的时候她学会了写字，给我写过信。现在都是她孩子写的。
主持人：你们还会互赠一些礼物？
张希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对，过年、过节的时候寄一些，她也给我寄一些他们的土特产，比如说核桃啊什么的。这是他们的一张全家福，现在她四世同堂了。她得了糖尿病要打胰岛素，但是胰岛素是液体不能邮，给她寄了一些吃的药。
正义网：感谢张希坡教授，他分享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更是一种情感，一段人生。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学者的治学风范，更感受到大家的人格魅力。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