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正义网和腾讯网及法治中国网络电视台联合推出的2011年全国两会特别访谈。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老师做客访谈。请俞老师给网友打个招呼。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我是本场访谈的主持人，正义网执行副总裁钱贤良。
主持人：我们知道民生的问题历来是两会所关注的重点，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谈到，今年的民生话题也是政协委员所普遍关注的。您今年特别关注民生领域的哪一话题？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主要关心的是房价的问题，因为房子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问题，“衣食住行”，房子就是“住”。
主持人：对，确实是这样。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去年人民网推出中南海直通车互动栏目，有些媒体总结到，网民给中央领导留言当中，很大比例提到住房问题。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提到，从目前情况来说，房价、医疗和教育问题可能是政协委员比较关注的话题，这也确实是个民生大话题。现在关注住房问题，可能特别关注的是房价一直在上涨这个问题，据您分析，这种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什么？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你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比较复杂。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认为，房价问题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中国目前城市化、工业化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很大，房价适当上涨，我认为本身是正常的。就是说，房价它肯定是要往上涨的，但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房价上涨，而是房价上涨过快，而且是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并不是全国所有的城市房价都上涨过快，所以你看我们中央也好，国务院也好，各地政府也好，我们一直在提，抑制部分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上涨和过快上涨是有区别的，那么，过快上涨的原因就有很多，这个已经是超越了一般的需求，还有其他的原因在起作用，这就比较复杂。
主持人：房价上涨可能是经济发展伴随而来的一种现象，大家为什么关注房价，可能伴随着其他的问题。这种关注就变成房价普遍高，就变成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话题，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成为社会问题？大多数人只认为它是经济上的问题？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你提出来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房价根据市场需求本身要上涨，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房价是部分城市过快上涨，目前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这是金融危机以后慢慢表现出来的趋势。这个情况就跟以前又有所不同，我总体感觉到，中国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和房价过高的问题，应该超越房地产市场来看待房价的问题。就是说，高房价和房价上涨过快，它表现在房地产市场里面，但是它的根源是在市场之外。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问题最后在房地产市场上表现出来，而深层次问题是社会经济原因所造成的。
主持人：能不能比较简单或者浅显地给我们举一两个高房价由社会经济问题造成的例子？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可以，比如说收入差距过大。我们看到一个很值得琢磨的现象是，我们一方面说房价过高，我们承受不了，这个调研数据的比例有的是70%多，有的是80%多，有的甚至是90%多，表明房价高使得有那么多人买不起房，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以我的收入是买不起市场上这么高价的房子的。而另一方面，社会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排队购房。
主持人：连夜排队？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不是所有排队购房的人收入很高，他确实是有需要。中国住房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以工资收入来说。普通的工薪阶层说这个房价太高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人很有钱，他的收入不是表现在他的工资上。譬如说一个官员，国家给他的工资也是有限的，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这个工资都说的清楚。但是如果他有其他的收入，我们现在说的好点叫隐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他有多少大家都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收入，再去用一般收入跟房价去比的话，毫无意义，其实存在很多腐败现象。比如说上海有一栋在建的楼倒塌了，后来这个事情被爆料出来，房管局的副局长在上海有多套房子。山西某个县煤矿局的局长，他也出事了，后来一追查，他有36套房子，其中33套房子在北京。那天也看到一个消息，是山西阳泉市的一个交通大队长，他是黑社会，据说他有27套房子，在北京等地。当然这个事情也许是个别案例，但我们发现后查实，不管是官大官小，他只要有腐败的条件，就有可能把腐败收入或者灰色收入用在房产上。所以我就觉得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有很多种，很多工薪阶层有真实的需要。
主持人：还有一种就是为了市场逐利，投资房产？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
主持人：有一句话叫做买涨不买跌？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投在房产上面还能增值，所以房地产市场需求是多方面的。
主持人：就是说房产现在有向高的走势，一方面是市场推动，另一方面背后可能隐含着很多社会因素在里面？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
主持人：现在有一种观点，刚才您举例也提到了，如官员腐败。某些地方某些城市有一个词叫做“土地财政”，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发展作为当地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在土地财政情况下，土地资源有限，在审批的过程中，背后可能存在腐败现象。所以也有人说，可能是房地产市场官商勾结，推动房价走高，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刚才我也讲了腐败也是房地产市场里面表现出来，它推高了房价，这也是一种需求嘛，而且房价不管怎么高，他们都能够承受得起。我觉得土地财政是一个问题，两年前我提案里面也讲到，土地财政是推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地价高了，造房子成本也就高了。但是，目前来看我认为土地财政对推高房价恐怕不是最重要的。不同的时段，它的因素重要性可能要弱一些。我的理解是，土地财政无非是说，本来应该是房地产商的利益，却跟地方政府分享了。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土地财政也是有合理性的？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以前有人指责地方政府卖土地价太高了，政府垄断了土地。在中国，土地是国家所有，政府来进行资源的调控，当然他是唯一的主体，他是来卖土地的。你不可能让别的主体来出卖土地，而且你要拍卖的话，结果一定是地价往上涨。现在看来土地财政关键不是卖了钱，而是卖了这么多钱以后，有多少钱又投入到民生上去，用到保障房建设上去。如果说把卖的钱用到民生上，我觉得这个钱用到正规地方了，地价卖得高，投到民生上也就越多。我们现在规定，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要投入到保障房建设当中去。
主持人：必须达到一个比例？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它有一个比例的。可是很多地方政府没有按规定10%的钱投入到保障房建设上去，这才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腐败的表现形式？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政府到底是把这个钱用到什么地方去，该用的不用，却用来修楼堂馆所，搞形象工程去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问题。其实现在建设保障房到处都差钱，财政投入不足，我认为10%还不够。卖掉土地了，却去建高档的商品房，应该把卖地的钱大量投入到保障房建设当中去。
主持人：建设保障房，让买不起商品房的人，也能居者有其房。市场分割不同的块，有的人通过合法的劳动，出卖自己的知识产权，他有很大的财富，他享受其应有财富带来的住房。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需求不一样，你说市场经济，我买多高的房价你管不着，这个好像听起来是对的，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还有一个观点，有人认为，只要土地卖的价钱低了，房价就跌下来，但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房地产商作为商人，他是逐利的，利益最大化是他的要求，所以他能卖多高，就一定卖多高。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很有名的地产商说过一句话：“我是专给富人造房子的。”你不能用普通人的道德价值观念来判断房地产商人，对他来说利润最大化是他的追求，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怀着一种比较善良的愿望，或者天真的要求，去要求房地产把价格降下来。另外，房地产开发商买了地囤在那里，他就是为了等待土地升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政府不卖高价地，低价卖给他，他照样等到土地、房子升值了以后，最大化后，才会把产品卖出去。我倒不是说给土地财政辩护，看问题有些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
主持人：但是如果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说，市场调节是一部分。因为政府要照顾到总体公众利益，从政府的作为来说，从现在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要把房价降下来，这些相关的措施当中，提到要扩大保障房建设。国务院领导提出来要建多少套保障房，对于这种措施您是怎么看待？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些措施也是刚刚实施。
主持人：效果可能还没有显现出来。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大家议论很多，包括限购。我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说大量建设保障房，就是增加供给，减少市场上对商品房的大量需求，同时也能够解决低收入人群的民生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而且保障房的建设早就应该做了，我记得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实行货币化改革， 2003年以后进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之后，房地产市场很快就繁荣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住房政策市场化的步子走得太快，一下子推向市场，而对于这些事关民生的问题，市场化是一种手段，它不是万能的。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们以前说过，计划是一种手段，市场也是一种手段。你不能够依靠一种手段解决所有的问题，回想一下我们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我们都推开市场化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都出现了问题，医疗也要重新改革，教育也是这样子，我们也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纠正市场化的错误。住房、教育、医疗等等方面我们都表现成了非常快的，激进市场化的路子。现在回过头来要重新地去反思这些问题，就房地产这个方面来说，当时我们保障性住房建得不够多，比例不够高，另外投入也不足。从2003年到现在也有七八年了，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才发觉保障房建设滞后了。政府的职责没有充分承担起来，而这些欠帐是要大规模偿还的，所以去年我们计划建了580万套保障房和改造各类棚户区住房，后来总理说是590万套，今年是要建1000万套，以后5年是3600万套，这个规模那就是非常大了。我相信，就增加供给这方面来说，对市场房价有一定抑制作用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如地方政府限购，还有房产税。
主持人：房产过了两年你必须得开发，不能囤积在那里？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我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有其作用的。我认为房地产的根本问题还是在房地产市场以外，这些措施我们现在都集中在房地产市场本身。我认为这些措施对暂时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方面起着作用，但这些措施是不够的，我们要在深层次社会经济方面做一些改革。这些改革当然是很多了，刚才讲了反腐败。
主持人：就是管理房产的土地部门加强监督？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
主持人：自身的一系列审批环节要透明。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权力应该受到制约，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后容易滋生腐败。为什么一些城市房价上涨过快，有些城市也在涨却没有出现过快上涨的情况。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平衡，我们也有问题。所谓的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房价特别高，或者说杭州、宁波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二线城市或者三线城市的房价也比较高，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从大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现在资源过于集中在一线城市。北京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它要当经济中心，要建世界城市。
主持人：全国人才都往这里集中？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北京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全球经济当中一个中心了，要建这样一个城市，就必须发展，必须要投资，要吸引各种人才进来，所以人口膨胀就很快。北京现在实际常住人口有1900多万人，将近2000万人，有人预计到2015年可能要到2300万人，可原来确定到2020年城市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现在远远超过了规划目标。这么多人进入北京，这么多人都要住，这个需求很大。现在，有些大城市已经过分集中了它的资源，使得全国的人口都向这些中心城市集中，除了带来住房问题以外，还会带来交通、水资源等各种环境问题。
主持人：各类的公共资源都有问题？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全有压力，不仅是房子。所以这样一种城市化发展方向，我觉得是不可取的。因为中国的情况决定了，这样发展下去总是有一定的极限。其实我倒希望能够发展大都市区，在一个区域里面，有一个甚至若干个大城市和很多中小城市，大城市可以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北京房价这么高，而离北京不远的天津的房价就跟北京差这么大，它也是大城市，为什么两者有这么大差别。天津这两年发展很快，但是跟北京相比，天津就像一个小弟。所以房价的高低，城市化发展也是一个原因，收入分配也是一个原因，房地产市场化步子太快，住房保障制度建设跟不上也是一个原因。你刚才讲了土地财政也是跟这些制度有关系，另外我们的投资体制，开放的不够。我们说了多少年了，要发展民营经济，让中小企业能够发展。现在民营经济应该说是很发达了，尤其是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可是它的投资渠道却很有限。
主持人：某种程度上使得那种先富起来一部分人，他把钱投入到房产上了？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这个事情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主持人：温州炒房团，还有山西的煤老板买房比较多？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他们来说是投资的渠道，为什么集中到房地产来，不投资到其他地方去？经济发展过程中，房价本身要上涨，有投资的价值，所以人们都把这个钱投入到这个上面来。另一方面投资渠道太少，我们很多行业都是垄断性的，对于这种行业民营企业是无法进去投资的。现在，政策上鼓励他们进去，但我们叫玻璃门，你看得见却进不去，因为民营资本也要逐利，所以他就会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上。一年多以前，我曾经去温州、台州、浙江这一带，对民营经济发展做调研，那一阵正是金融危机很严重的时候，海外的市场就萎缩了，民营企业的产品生产也就相应萎缩。如果市场好的话，可以扩大再生产，而不能再扩大时这个资金干什么呢？他就要投入到房地产市场来，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是把原来的本行，比如做服装、饮料、食品等都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了。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其实，投资渠道应该更开阔一点，航空、铁路、石油、电信这些能不能更加开放一点？我就想到，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定一个指标，譬如说到“十二五”末期，我们必须要有多少比例开放给民营企业，将此作为一种约束性的指标，就像我们节能减排似的。如果定了这样的约束性指标，那就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这样对推动民间资本向更广泛的领域发展也许会有很大作用。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是从事世界历史研究的，而且您关注的领域是世界经济史方面。从您放眼世界比较大的视野来看，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或者现在新兴经济体，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存在某一个时期，在某一些地区突然房价就比较高，或者产生这样的民生问题？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都会有它的问题。比如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居住环境非常恶劣，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恩格斯写过一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本书大量描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情况。所以说经济的发展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必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是资本主义，可能政府在社会责任方面强调的比较少一点。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现在会出现这样的阶段和问题，我们要更加关注民生，这是我们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这样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他们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事了。所有的发达国家住房条件都很好，他已经走过那个阶段。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印度、拉丁美洲，很多城市有大量的棚户区，生活环境还要糟糕，这个问题到处存在。咱们不能因为普遍性存在问题，就不重视它。我们党所说的，“执政为民，情系民众”，就是要把民生放在突出位置。我们发展经济就是为了民众更幸福，发展经济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GDP增长，经济总量有多大这个虽然很重要，但是这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了，可是我们人均收入很低，贫富差距很大，80%——90%的人靠辛勤的劳动买不起房子，这个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了。如果发生了，我们应该努力解决它，不要让这些问题一年一年拖延下去。假如腐败跟房地产市场也有关系，假如收入分配的差距跟房地产市场也有关系，假如城乡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跟房地产市场也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就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努力使这些矛盾缓和，而不是让它不断地扩大。
主持人：人民网有一本杂志叫《人民论坛》，去年登过一篇“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的调查，调查显示地方政府国土局长是排名第一位，列为最高危的岗位。这是因为国土局长经常被查处，因为跟房地产繁荣有关系，很多地方的国土局长很容易陷入腐败漩涡里面去。而且新华社最近报道，一个城市里面的房地产项目，几乎很多的环节，容易产生腐败现象。从最初的立项，土地的批项，土地批出来是用于房地产商品开发还是工业建设，目的不同，用地的性质稍微一改变，立项、贷款、工程的招投标、容积率的改变，购买土地使用权就产生巨大的利润。本来允许你建16层，可能通过行贿的手段就变成18层等等。那么多环节容易造成腐败，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还是一个利益问题。首先就土地本身来说，我们人多地少，我们国情决定了土地是一个稀缺资源，这个问题都已经是公认了。稀缺资源中，就市场来说，越是资源稀缺，相应市场价格也会越高。从房地产这个市场来说，因为土地是建房的基础，所以房地产本身是一个很丰厚的利润，那么跟土地、房地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土地就变成很有价值的商品，地产商为了得到土地资源，而这个权力又掌握在土地监管部门的手上，权力和资源之间很自然产生了腐败，怎么得到土地，以什么价钱得到土地，这个土地得到以后，我怎么样使土地利润最大化等问题就出来了。如果造商品房能够得到更大利润的话，如何把工业用地或者其他用地变成商品房，于是体现出，一方面是利益，另一方面是权力。实际上，我们只要严格地执行有关的规定和制度，这些事情也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改变容积率，或者说改变它的用途，我们有规定，按照规划，这块地是做什么的，那就做什么。可是，如果不按照规定来办，这里面必然会产生一个交易。另一方面，要查处。我们就制约它以后，为什么他还同意人家来修改这些东西呢？这就说明我们监督这方面可能不到位了，要形成公开透明的氛围，大家都能够监督它，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转，如果这样的话，起码我们能够减少腐败。
主持人：从土地监管部门来说，从地方国土局长自身来说，要在自己职业道路上健康发展，减少诱惑性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房地产要逐利，就会主动向他行贿，把他拉下水。如果房地产健康发展的话，对他们也是一种保护？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你要是抵挡不住诱惑，顺着房地产开发商的路子走的话，你就跟他同流合污了。作为一个官员，他应该有他的职业道德，要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另一方面，我们很多官员都是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党员也好，一个党的干部也好，你一定要想到这个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这个权力也必须用在人民群众身上，而不是为自己牟利益，为开发商牟利益。
主持人：房地产市场或者房价高就变成了民生问题，做一个党的干部，从整个国家角度，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讲，他也有责任做好房地产市场的监管？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我觉得房地产市场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80%——90%的人买不起房子，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继续任这个问题发展下去，还将很严重。如果我们政府采取那么多措施还没办法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或者起不了作用，那政府的威信就没有了，也让人民对未来没有稳定感。
主持人：我们正义网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所以我们非常关注检察机关在社会当中的作用。刚才我们谈到房价高，有人指出来可能跟相关政府官员存着官商勾结，存在着腐败现象，对其背后腐败的查处也是近几年比较关注的话题。现在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对法治的要求呼声越来越高。历年的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工作的报告也是人大代表跟政协委员比较关注的。您对我们近些年检察工作有没有一个相关的评价和观感？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老实说，每年两会期间，我对咱们高检报告以及检察系统所做的工作，还是比较钦佩的。我们在反贪和反腐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很多案件都是从咱们检察机关主动地寻找线索当中发现和查处的。据每年报告上面的数字反映，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就是希望这个工作能够做得更好，更加主动地关注民生领域。比如说我讲房地产市场里面有腐败，其实我们可以主动地去寻找一些风险点，哪一个环节更容易出问题，我们就应该更加着重关注它。比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在做一个全国城市住房信息联网，今年40个城市的住房要联网，我觉得这个很好。联网对反腐败来说，提供了很多信息。我刚才讲到，有的腐败分子买了几十套房子，因为出了别的事情，我们把他查出来。如果说有的公务员在住房信息网上反映出来有十套八套房子，这就提供他有问题的线索，因为按照他的收入，他怎么能有这么多套房子。所以我说，不仅仅是我们检察系统，还有其他的纪检部门能够主动去检索这些腐败的信息，主动去追查一些腐败的案件，事情一发生就去查，那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主持人：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正义网一直秉持“立足法治，面向社会”的理念，同时大量宣传我国的法治建设成就，从法治的视角去观察整个社会，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服务。我们的口号叫“网聚正义的力量”，以此来作为我们正义网媒体人的最高追求，想请俞委员谈谈对正义这两个字的理解，或者叫社会公平的正义。这跟我们今天谈的高房价这一两会关注的话题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有相应契合的。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大家都应该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正义，正义从比较广泛的含义来说，能够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才是正义。具体来说，在法治社会，根据法律，根据规章制度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是在体现正义。如果说，你违反法律了，违反规章制度了，侵犯了别人的利益，都是非正义。同样还有道德领域的问题，我们还是有一个共同道德价值标准在这儿，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变化，我们还得有基本的道德判断，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你说腐败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是有一点，不管你从哪个方面去做，比如你今天在房地产领域，明天在其他领域，我们都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我想，具体表现在制度、法律、道德这些方面上，只要遵循了这些准则就是正义，违背它就是非正义。
主持人：非常感谢俞委员今天来参加我们这场访谈，谢谢您！也希望您在两会期间多多呼吁民生问题。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谢！我也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儿探讨这些问题，我希望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提出，不仅是在两会期间提出，希望无论何时何人，都能关注这些问题，大家共同来推动我们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作为一个公民来说，谁都有这样的责任。
主持人：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大家对正义的诉求，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网友！
俞金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