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网：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王彦钊做客正义网直播间，与广大网友分享他与《检察日报》的故事，讲述“法商”新概念系列报道的出炉过程。

正义网：访谈现在开始。

主持人：王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正义网直播访谈。请您先给各位网友打个招呼吧。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在线交流。

主持人：您能否介绍一下您与《检察日报》之间的故事？以及您亲历的《检察日报》的成长？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我是1998年研究生毕业后到报社工作的。当时报纸只有四个版，后来才扩到八块版、十二块版。这些年中检报业“一体两翼”发展确实非常快，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体”方面，不仅报纸，包括杂志，《人民检察》、《方圆》从月刊到半月刊甚至旬刊。“两翼”的影视和网络发展也很快，尤其正义网发展成为现在的规模，说实话，这都是当时没有想到的。

主持人：您一开始就在总编室工作？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基本上一直在总编室。总编室比较锻炼人，虽然也比较累（笑）。感谢报社给了我这个成长的平台。

主持人：总编室被形象地称为报纸的“司令部”，您对检察日报社总编室的职能是如何理解的？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总编室具体负责报纸一版、二版、四版，还有“信息快车”。报纸天天出，版面量非常大，所以节奏快、任务比较重。尤其是要闻版，从国家大事到高检院的重大部署，都要从这里传播出去。我们经常说“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尤其在版面签字的时候，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丝毫不敢懈怠。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同时在总编室，就要时时关注新闻，天天谋划选题，重大突发新闻事件要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及时协调组织各地记者站采写出鲜活的新闻稿件。另外总编室承担了报社编委会执行机构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一些报道策划、方案的起草，报道计划的具体执行、督促落实，报道总结、报送材料的草拟等等。

主持人：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总编室曾经策划过哪些重量级的报道？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这些年来，国家的每一个重大新闻事件，高检院的每一项重大工作部署，以及很多社会热点话题，我们都进行了及时充分的、有法治特色、有专业深度的报道。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从神舟飞船升天到嫦娥发射，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庆祝建国60周年到最近的庆祝建党9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以及每年的“两会”报道，等等。举例来说，北京奥运会时我们做了一组奥运法律话题特别报道，获得了当年度全国法制好新闻一等奖；汶川地震后，我们马上组织连线采访，“汶川震后12小时……”专版获得了中检报业年度十大影响力报道。这样的例子很多。

主持人：我们怎样判断重量级报道的报道价值？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题材重大，读者关注度高，自然报道价值就大。但有些新闻事件，刚开始时可能没有太多人关注，但是经过记者采访挖掘，通过媒体报道后，迅速成为社会热点。所以我们要善于发现新闻线索背后的新闻价值，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预判力，挖掘出所报道事件的社会意义，增强报道的社会影响力。

主持人：您认为一个报道的影响力最终由什么来决定？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我认为思想高度决定影响力。这里说的思想高度，涵盖了新闻从业人员的世界观、价值观、新闻敏感、政治敏锐等各方面。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对新闻选题的把握，对新闻策划的运筹，对新闻角度的选择，乃至报道新闻的谋略和胆识……都是一家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思想高度的集中体现。不同的报纸形成不同的“报格”，不同的记者具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新闻报道其社会影响力也不尽相同。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在全媒体竞争时代，新闻媒体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营造新闻报道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树立媒体自身的品牌形象。现在，社会影响力已经成为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是媒体赖以生存、发展、做大做强的基础，是实现新闻价值的最终目标。

主持人：2006年9月到12月，《检察日报》推出的“法商”新概念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法商”一词逐渐被公众所认知。您能否介绍下这组系列报道产生的时代背景？或者说我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来策划这组系列报道的？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法商”新概念大型系列报道是在报社领导、编委会多次研究后决定推出的，报道规模大、影响广、持续时间长，发表的文字加起来有10余万字。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早在2005年9月22日，《检察日报》一版“社评社论”栏目发表了一篇《法治社会公民需要高“法商”》的评论，首次在智商、情商之外提出了“法商”的概念。这篇评论对什么是“法商”给出了初步的界定，并对如何提高“法商”等问题进行了阐释。这篇评论获得了当年度的全国综治好新闻奖。2005年底，《法制晚报》迅速跟上，发表了“法商”有关文章，并设计出一份“法商”测试问卷。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到了2006年全国两会以后，报社领导提出继续推广“法商”这个概念，做一组大型系列报道，并要求总编室拟订具体的方案。起草方案的过程也是学习、研究、论证的过程，前后有几个月的时间。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经过报社领导和编委会反复研究，多次论证，最终确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法商新概念推广方案》，另外一个是《法商新概念报道方案》，两个方案有7000多字。前一个方案主要包括推广目的、缘起、可行性分析、系列推广活动以及时间步骤安排、咨询专家库等内容；后一方案则包括需要研讨解决的“法商”概念10大问题、报道切入时机、版面安排、栏目设置、采访题目等内容。报社组织精兵强将、协调多个部门进行前期准备，分头落实，并考虑在大中小学校开学后的9月份推出这组报道。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检察日报》作为高检院机关报，作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法治类大报，承担着启蒙民众法治意识、传播先进法治理念的重任，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展，一方面是全民法治意识在迅速增强，涌现出打假英雄王海、维权勇士郝劲松和杨剑昌等人物以及大量的公益诉讼和民告官官司；另一方面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各种思潮涌动，对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冲击，各种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迅速增加，加之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法治”的传统，所以在社会转型期间暴露出公民“法商”的种种缺陷，公民“法商”低的表现随处可见。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法商”应该成为我国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公民“法商”已经迫在眉睫！当时，中央以及各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治理商业贿赂；中央政法委正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2006年还是“五五”普法启动之年，按计划上半年宣传发动，从下半年就进入组织实施阶段。结合“五五”普法宣传推出“法商”新概念报道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主持人：这种新概念推广报道不像重大事件报道，重大新闻事件本身就有故事性和吸引力，但推广一个新概念好像不太好做。这组报道是如何切入的呢？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有时候，受众对新闻所报道题材并没有天然兴趣。媒体就要经过新闻手段精心操作，设置话题、引导舆论，使之引起公众兴趣，并将这种兴趣持续下去，从而使新闻报道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我们推出的“法商”新概念系列报道就是这样的影响力报道。严格说，这种新概念推广报道比纯粹事件性新闻、工作性报道更难。所以我们确定的报道方式就是，通过新闻事件、具体案件、新闻人物的采访报道，来形象地报道、阐释“法商”概念，从而起到启蒙法治、普法宣传的作用。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如何切入报道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一直在找合适的时机。当时刚好江苏徐州办了一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特大网上传播淫秽物品案，涉案人员中有7人受过高等教育，都是大学生，大学学生会主席竟然当上网上色情论坛的版主。高智商的大学生为什么没有高“法商”？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2006年9月5日开始，《检察日报》一版连续刊发了5篇文章，对该案进行了追踪报道。该组报道逐渐引出“法商”概念，直到第四篇报道才通过办案检察官解析“高智商未必有高法商”。到第五篇，通过采访专家，呼吁全社会重视提高公民的“法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步云、北京理工大学社会问题学专家胡星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华等专家学者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法商”的讨论非常有现实意义，现代法治社会公民需要有高“法商”。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那么，“法商”到底包括哪些内容？高“法商”对个人意味着什么？怎样提高公民的“法商”？“法商”的普及有何意义？2006年9月13日，《检察日报》用“法治评论”周刊4个整版的篇幅推出“法商”特别报道专刊。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惠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预防犯罪学家王大伟以及犯罪心理学家、反劫制暴谈判专家高锋等著名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报道认为，“法商”（Law Quotient，简称LQ），即法治商数。“法商”应该是一个人对法的内心体认和自觉践行，体现的是人们法律素质的高低，法治意识的强弱，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报道指出，“法商”核心是指人内心对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的认同和崇尚程度，守法、用法意志是否坚定。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商”和智商、情商一样重要。每一个公民在充分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因此，高“法商”的公民正是现代法治社会所需的“基本细胞”，普及“法商”概念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检察日报》的报道迅速引起各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正义网做了“智商、情商、法商，一个都不能少”的专题，中央电视台、报刊文摘、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国际在线、中国网、中华网、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香港凤凰网等网站相继对有关文章进行转载转播，一些网友跟帖也纷纷发表自己对“法商”的看法。

主持人：“法商”报道持续了三个多月，这中间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按照当初的策划方案，《检察日报》以每周一个主题、每周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了10多个“关注法商?特别报道”专版，到“12?4”全国法制宣传日达到了高潮。这期间有数十位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畅谈自己对“法商”概念的理解，并对“法商”的量化和测量提出看法和建议。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比如，9月15日，《检察日报》在四版整版推出了“关注法商?特别报道（一）”。很快，该版四篇文章《我们为什么推重“法商”概念》、《“法商”概念三人谈》、《专家：“法商”完全可以量化》、《网友热议“法商”》全部被搜狐等网站转载。尤其是《“法商”概念三人谈》中的三位名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铭，以《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反腐小说闻名的著名作家张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京平，都认为“法商”概念很有生命力，并对推广“法商”概念给予充分肯定。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在以后的专版中，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副主任刘仁文、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小君、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等专家指出，高智商并不意味着高法商，信仰法律是“法商”概念的核心，法律实践是推动法律信仰的最大动力，官员和政府“法商”尤其重要，应构建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另外，在整个“法商”报道过程中，我们也特别注意了新闻的故事性和报道的可读性，比如通过当时网上热炒的“老外拦车”事件、国家林业局“狩猎权拍卖”等热点新闻话题和郝劲松、李文、李刚等维权风云人物的“法商故事”来增加可读性。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本报评论员文章《当外在强制化为内在自觉》、《让法律成为一种信仰》、《要着重培育官员和政府“法商”》等，则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法商”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这些报道，其他媒体也不断进行转载转播。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这期间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我们曾经做过一期《五位外国人畅谈“法商”》专版。一位外国女士，推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挡在一辆轿车的前面。因为这辆轿车开到了人行道上，这位外国女士觉得不可思议，“机动车应该走机动车道，为什么抢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上”？她逼着轿车退到机动车道上。这就是“老外拦车”事件。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老外拦车”正好被摄影爱好者老安拍下来晒在网上。老安当初都没有想到，几天后“老外拦车”在网上已经是一件很热的事情，都在炒，后来很多纸媒、电视台也采访老安。由此话题出发，我们采访了法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参赞、韩国驻华大使馆法律参赞、美国康永华律师事务所驻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等五位老外，请他们谈他们所理解的“法商”。

主持人：“法商”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包括中央电视台等在内的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转载转播，《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新闻报》等对《检察日报》的系列报道活动进行了报道，《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法制早报》、《东方早报》、《今晚报》、《深圳商报》、《河南商报》、《清风苑》、《报刊文摘》等媒体也纷纷就“法商”概念发表文章，境内外数十家网站转载、发表有关报道，“法商”逐渐成为社会广泛认知的“热词”，全国两会期间被代表委员引用来参政议政共商国是。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后来，“法商”系列报道入选2006年度检察日报社十大影响力报道，并荣获当年度全国法制好新闻一等奖；“法商”一词入选《法治影响生活·2006中国法治蓝皮书》，并成为2007年8月教育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几年后的今天，在网络上搜索“法商”一词，就会发现近年来一些媒体的相关报道，诸如《明星“法商”并不缺》、《“精英腐败”叩问“权力法商”》、《反思满文军吸毒：明星涉法事件多因“法商”低》、《明星缺失“法商”都是“温柔”惹的祸》、《葛优到窦唯：社会公众人物“法商”缺失问题探讨》等文章标题，说明“法商”一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媒体使用。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更让人欣慰的是，2009年9月29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承担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委托课题“北京市青少年法商教育研究”召开论证会。这一课题由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担任主持人。司法部、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有关领导以及法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专家等20余人参加会议。课题组从“法商”概念出发，针对当前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困境，提出以“法商”为基础，通过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专家共同攻关，根据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身心特点，分析其接受法律知识的客观规律，研制青少年“法商”的测评体系，制定出科学、系统的青少年“法商”教育方案，探索实践青少年“法商”教育的有效形式和途径，对《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进行贯彻和落实。可见，“法商”已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正在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今年我国已经启动了“六五”普法，现在谈“法商”依然有现实意义。因为提高公民“法商”任重道远。

主持人：您认为“法商”报道策划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前面我说到思想高度决定影响力。“法商”报道实践了“策划制胜”的新闻理念，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几点原因：一是《检察日报》的思想高度和勇于担当的媒体精神。“法商”系列报道彰显了《检察日报》作为一家法治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适应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求。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二是《检察日报》善于“借智借力”提升思想高度。在持续几个月的报道中，《检察日报》记者先后结合当时的热点新闻事件，采访了莫纪宏、刘仁文、张志铭、姜明安、马怀德、杨小君、袁曙宏等数十位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请他们就“法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法商”概念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等进行论证。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三是《检察日报》的周密策划和新闻技巧，这是思想高度的具体落实。报道时机的选择，报道角度的切入，新闻故事的撷取，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巧妙穿插……可以说新闻手法运用到了极致。这也是报社团队精神和新闻执行力的一次实力检验。

主持人：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发事件或者是公共事件，总编室是怎么做好及时反应的呢？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报社有专门的选题策划小组，总编室每天有选题会，选题会上每个编辑记者都要说他们在关注什么新闻。像腾讯与360“3Q大战”，这个事件影响很广泛，在社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我们第一时间采访专家学者，连续推出报道，跟踪关注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们尽力做到“重大事件我在现场，重要新闻有我声音”。

主持人：您做了很多年的法治报道，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心中的法治报道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良好素质？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法治记者是和平年代的“战地记者”。作为法治记者，一是要有正义感，善于从法律的思维和法治的角度来解读和判断新闻事件。二是要熟悉法律，既能“入法”——深入研读并理解法律的精髓，又能“出法”——在报道中跳出“法言法语”，用通俗的语言写新闻报道。三是要有宏观的视野，能够从个案上升到更高的制度性层面，推动制度完善和法律修改、法治健全。

主持人：今天是《检察日报》成立20周年，请您为《检察日报》留下一段您的祝福。

王彦钊（《检察日报》总编室副主任）：20岁正是“妙龄青年”，是一个小伙子充满活力的时候，是一个小姑娘花枝招展的时候（笑）。有幸在《检察日报》工作十几年，和报社一起成长。愿报社发展得越来越好，在传递法治资讯、弘扬法治理念、宣传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的到来！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

正义网：本场访谈由正义网记者杨斯主持，杨征负责摄影，瞿丽飞负责速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