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网：十年来，在广大法学界同仁的支持下，《法学家茶座》杂志在学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答谢国内外法学家的鼎力支持，《法学家茶座》于2012年2月1日在人大法学院举办十周年纪念新春茶话会，茶话会主题是“法治文化的扩展与法学的通俗化”，高铭暄等法学名家将出席本次茶话会。下面直播开始。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法学家茶座》编辑部对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我叫何家弘，如果要做到法学家，我总结了四句话，一定要做到以法为家，这个法就像你的家一样，知法如家，对法的了解要像你对家一样熟悉，爱法似家，像爱护家一样爱护法律，奉法胜家，对法的敬奉胜过你对家的敬奉，这样才是法学家。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今天在座的都是法学家，有现在的法学家，也有一些是未来的法学家，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去努力，做到以法为家、知法如家、爱法似家、奉法胜家。这也是我们创办《法学家茶座》的一个宗旨。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今天感谢这么多嘉宾光临我们的茶话会，首先请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致辞！大家欢迎！

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各位法学家、各位不是法学的“家”，何家弘穿得很喜庆，说得很风趣，非常像一个茶座。我想这个茶座在年里又开张了，把各路的“茶客”和法学家们都请来了，我想不仅是因为这儿茶好，而且大家有很多话要进行交流。

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我想对这个茶座、对于这样一本连续出版的丛刊，学校态度非常鲜明，非常支持，我觉得基于几个原因，一是人大法学院是一个有实力、有人缘的法学院，它的实力是好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教育、法律的宣传普及、法学的研究以及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对法制建设中的很多问题进行一个与时俱进的不断的推进，做了很多工作。另外法学院人缘很好，我们有很多朋友，各个方面的法学专家甚至法学专家以外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我们国家的法律教育，民众的法律意识，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国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国家在现在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推进，需要社会更进步，其中法治是一个大问题，而法制的建设不仅要有文本的建设，而且要有制度上的执行建设，更有民众的意识、新一代人的培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

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面的专家们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杂志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很学术化地讨论，据说这样一本学术杂志写出来，过去好一点的说是有人研究过，平均一篇文章出来以后，包括作者的妈妈在里面，只有七个人读，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根据，现在有的文章就是作者和编辑两个人读，其他人不读，因为在这样市场环境下面，大家都比较浮躁。读图时代，看不下这些很大章的东西，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文章有问题，不是那么新鲜，不是那么有意义，内涵比较少，汤汤水水比较多，这样就有问题了。

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我们觉得针对国家的实际情况，可能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用比较通俗的、比较有趣的、话题不太大的方式来讨论一些问题，发表一些意见，有些争论，就像这个茶座一样，轻松的，但是也是认真的、说真话的。这样来探讨一些问题，就是一个法治文化的扩展、法学的通俗化，在这样的主题下，我们的茶座磕磕绊绊，有高潮的时候也有比较困难的时候，走了十几年，就说明社会也需要，说明我们法学家关注这件事情。

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衷心祝愿我们这个茶座越办越兴旺，有更多的常客，也有更多的新客参加这个茶座，喝好茶，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我们来分享这样的思想，提升我们的法学教育、法治研究和法律的水准，也使社会有更多的接受、了解，使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能够走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普及化程度更高一些。

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我也说不出别的东西来，总而言之祝贺我们的茶座不管是蓬蓬勃勃也好，有艰难也好，十年了，很不容易，祝贺它，我们也祝贺这个茶座越办越兴旺。谢谢大家！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谢谢程书记的致辞！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法治文化的扩展与法学的通俗化”，我一直被称为文化人，但是一直没有搞懂什么是文化，有人说文化是一种现象，也有人说文化是一种进程，也有专门研究的人说这样不准确，文明是一种进程，文化是一种现象，但是我觉得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中国的酒文化很发达，茶文化也很发达，饮食文化也很发达，但是我感觉我们的法治文化似乎不是太发达，因为法治文化不仅仅是法律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应该以多种形式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去影响人们的行为。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法治文化最主要是两条，第一就是制定出符合公平、正义的规则；第二就是大家都养成按规则做游戏的一种行为习惯。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下面请中国人民大学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利明教授发言。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副书记兼副校长）：非常高兴参加今天《法学家茶座》十周年的座谈会，我首先对《法学家茶座》十年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在何家弘老师的主持下，《法学家茶座》越办越好，对弘扬法治文化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副书记兼副校长）：茶座这个名称确实取得很好，在现在“快餐文化”时代，严谨的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广大民众来说，可能现在更需要一些通俗易懂的传播法治精神和文化的短小的、活泼的文章，我觉得《法学家茶座》，确实在这方面走出了一条路子。我们需要有一些高档的酒店，但是高档的酒店不一定老百姓都进得去，我们也需要一些比较便宜一点的茶座，大家能够走进去，喝两杯茶。老百姓更爱看的是这些《法学家茶座》里登的文章。《法学家茶座》没有征阅，但是发行量这么大，我觉得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它不是一个核心期刊，也没有纳入到评价体系，在上面发表是不是能够作为成果来评职称，我相信作者都不考虑这些问题，家弘也没有考虑这些事，但是他是为传播法治精神做了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且效果可能不亚于长篇大论的论文。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副书记兼副校长）：我想其实这两者我们都需要，需要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刊物上发表的重要论文，也需要像家弘主持的《法学家茶座》上的文章。某些情况下，真正写好一篇短小、活泼的随笔、杂文这样的文章，难度不亚于写一篇长篇的学术论文。我看到《Culture》上获奖的几个文章都是很短的，这就说明了文章能不能流传，能不能产生影响，不在于它的长短，也不在于它究竟考证了多少东西，关键还是在它的思想，在它的内容体现的创新等等。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副书记兼副校长）：我拜读了《法学家茶座》上很多文章，确实感觉到好像进到了一个茶馆里饮了一杯非常可口、清新的香茶，很多文章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个人首先作为一个读者，希望《法学家茶座》能够推出更多、更好的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文章，为全世界普及法律宣传发挥作用，同时也愿意将来作为一个作者能够在上面投投稿。最后祝愿《法学家茶座》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家茶座》我认为办得很好，至少活跃了我们学界的气氛，看到《茶座》的文章，心情比较舒畅，因为它内容很活泼，而且都有一定的思想性，而且还有一定的文采，看了以后，心情感到愉悦，而且感到写写这样的文章也是赏心悦目的事情。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再就是向法学家杂志主编何家弘教授致意，何家弘教授我是非常了解的，多才多艺，既是作家又是法学家又是证据学家，又是《法学家茶座》的主编。应该说他的负担是不轻的，但是他有才华，小说都写了很多本，这样的法学家是不多的。我自己应该说对法学家杂志是贡献很小的，第一辑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我怎样喜欢上刑法学的》，我趁这个机会谈谈，但是我没有什么文采，我这个人大概是文章写得通顺还是可以，要说什么文采，谈不上，只是平铺直叙。但是写了一个文章算是交差了，但是后来搞了十年了，我也没有再投一篇文章，可能工作忙一点，教学和科研任务比较重，平常任务很多，每次一些研讨会都得出文章，所以自己也得尽量做到每一次开会都能有一篇文章，所以这样的事情比较多一些，再加上自己也有很多写书的任务，所以感到没有更多时间挤出来。但是我心里想还是应该为《法学家茶座》写点东西。《法学家茶座》的特点就是轻松，但是轻松里可以回忆，有很多文章在我看来也是精心之作，我们这些人不要追求什么核心期刊，因为你没有评教授任务，也没有评博导的任务，搞什么核心期刊。再说是否是核心期刊也是相对的，有这么一个制度，有时候还有一点束缚，核心期刊的文章不一定比非核心期刊的文章水平要高多少。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所以我还是喜欢《法学家茶座》，名称取得好，而且让人家耳目一新，而且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读者都喜欢，发行量很高。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衷心感谢《法学家茶座》，同时希望这个茶座越办越好，希望越办读者群越广泛，影响力越大，大家都喜欢。谢谢！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谢谢高老师，下面请陈光中老师发言。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茶座》十年，约稿以后我写了一篇，当时也是有感，写了以后，我感觉也不太符合《茶座》的要求，主要是感觉它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我写的是随笔两则，其中一则讲百家争鸣等等，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女儿也是学过法律的，但是她现在的工作岗位不是法律，她偶然在书店买了《法学家茶座》，一看有自己爸爸的文章，她就拿去看一看，看完了告诉我，她说我看人家的文章写得比你活泼，看起来轻松，你的文章写得太深了，不像茶座。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所以我觉得《法学家茶座》的文章，好像是写得很轻松，实际上对于作者来说，起码对我来说很不轻松，不像何家弘一讲，信手拈来，张嘴说来就成为茶座式的发言和文章，这是一种天赋，我没有这种天赋，我写文章往往都是八股气多一点，说理性强一点，但是就是活泼不起来。讲活泼，费的劲更大，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我不敢给《茶座》投稿，如果写什么案例评论，脑子里还是可以评的，案例分析一下，上上网，还是比较叫座的，但是一上《法学家茶座》，这个文字就不是“茶座之作”。我的意思就是说，《茶座》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了，“上茶座”的客人不仅应该有法律功底，而且还有写茶座作品的能力，不像我们普通的文能达意，表达得清楚，而且还要有点儒雅，而且还有一点风趣，又要讲道理，还要讲出一个味道来，这就是《茶座》之所以卖座，但又不是大家都能够成为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有的人比较擅长，有的人不太擅长，有的人确确实实就是比较擅长写《茶座》的东西。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说有时间，类似《茶座》的东西，我不敢像高老师表态说从今天起一定保证多少，如果我正好有一个题材想起来，希望在《茶座》上发表，题材是有的，作家写得稍微像一个茶座的样子才行。这是感想之一。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最近党中央召开的会议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包括繁荣社会科学，都是属于文化。《茶座》要弘扬法的精神，我们的《茶座》弘扬的是一种法治的精神，法治的精神。我个人的看法，法治的精神还是离不开民主的。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谢谢陈先生，讲得也很风趣，也希望陈先生再能给我们《法学家茶座》提供一些大作，我觉得您有一些案例的点评先不要发到网上，给我们《法学家茶座》就好了。下面有请赵秉志老师发言。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新年好！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首先祝贺《法学家茶座》创办十周年，我觉得十周年能够走过来，能够获得如此的成绩，绝不是偶然的。当然首先是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眼光，山东人民出版社在齐鲁大地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什么别的省的出版社没有能够打响，他们不是仅仅出了《法学家茶座》一种茶座，而且出了一个系列，这种文化现象也是值得出版界思考的。而且走过来是很不容易，这也说明了一个事业是需要坚持的，有时候要走入低谷，克服了困难才能顺利发展。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在家弘教授的主持下，在很多法学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大家对这个办刊理念的认同和弘扬，大家都觉得法学不要光是说理或者是枯燥、沉闷甚至有一些以故弄玄虚地让大家看不懂。我非常认同《法学家茶座》讲到的法学的东西通俗化、大众化，这个追求我觉得应该是法学的追求之一。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过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众哲学》，其主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上初中的时候从我父亲那儿看到的，当时也看得积极有味。二三十年前，我们的法学家也试图推出《大众法学》，但是没有获得成功，我觉得《法学家茶座》经过十年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它不是一本书的成功，而是法学界的成功，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一条路的成功，这是很多人研究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成功是更大的，这个《茶座》我不敢说别人，但是是我向师长、同仁们学习知识和素养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渠道，我一般用一个多钟头浏览一遍，其他任何杂志我都没有在这么短时间内这么集中地看。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我觉得《法学家茶座》的存在，这么一种文化现象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也是值得我们弘扬的。谢谢各位！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感谢赵老师，下面请杨立新教授发言。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祝贺《法学家茶座》十周年。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是《法学家茶座》老作者，以前写的文章比较多，因为那时候时间比较宽裕，后来由于事情比较多，就写得比较少了。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简单说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法学家茶座》给我们法律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平台。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教授聊天，他说他要面临退休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离退休其实还很早，他说要等到退休或者不太忙的时候想写杂文，他的计划是要写一千篇这样的文章，我说一千篇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们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学术，又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最后应该有一个让更多人接受的形式。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能不能有一些文章给非法学界的人看，一方面他可以从我们的专家当中看到一些中国法律的发展，另外也可以让他们看到法律人生活的另外一面，除了理论以外，还有很多活泼的生活。我觉得很多读者看《法学家茶座》还是想看到这样的事情。有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可以把一些体会、一些感动、一些想法用这样的形式说给大家听，所以《法学家茶座》十年来越办越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还有一点是，我想《法学家茶座》需要通俗化，也需要有品位。刚才有人说需要高级饭店，也需要茶馆，其实茶馆不便宜，现在哪个茶馆一坐，一个人就得几百块钱，所以我们的茶座也要通俗，也要有品位才行。《法学家茶座》除了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还要考虑怎么样能够说的更好，成为雅俗共赏、大家都欢迎的作品。尽管不是核心期刊，大家也应该按照核心期刊的要求来做，所以写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想自己作为一个作者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它的品位，能够让大家真正感觉到值得一品。如果大家都说这个文章值得一品，这个刊物就值得一品。谢谢！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谢谢立新教授，下面请田文昌律师发言。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我说一点对《法学家茶座》的感悟，我不管什么情况下，对《法学家茶座》的活动和家弘的活动都很感兴趣，因为我对《茶座》的看法不同于一般的杂志，茶座这种风格，首先是我们这些法学圈里的人，按家弘的话说是“法律人聊天的地方”，在茶座上聊天的时候，大家就放下了架子，平等了身份，可以畅所欲言，推心置腹地说。第二个特点就是《法学家茶座》是法律人聊天的地方，把法学圈里的人都聚拢在一起，打破了门派和专业的界限。这两个特点正好和我这些感悟相一致起来。就像我在这期里写的文章《关于两个脱节的反思》，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学术界走向实务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悟，就是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法学和法律的发展虽然成就很辉煌，但是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两个脱节”的现象，一个是理论与实务的严重脱节，还有一个是相关学科的脱节。相关学科的脱节也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脱节，这些脱节造成了我们无论是在法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实务操作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法学家茶座》正好弥补这两个缺陷、改变这两个脱节的很好的品牌，使大家聚拢在一起畅所欲言，说的内容更广泛，能够有一种交互、结合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法学家茶座》这个平台很好。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此外，我还要提两点希望，当然这个想法能否实现可能有点难度。一是我们这个《茶座》既然叫做《茶座》，光在纸上，没有坐在一起聊天，如果能够有一个坐在一起聊，这就是真正的茶座了，就更好了，可能这个茶座办得就更生动、更深刻，大家关系也就更亲密了。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第二点希望，也是我一直以来有的一个感触，大家看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学者，实务界的人少，这也是一个历史原因，我从学界走到实务界，我体会很深，我们的实务界从理论层面上比较欠缺，但是也正好说明了欠缺的负面效应，理论与实务相脱节，如果有一天实务界和理论界能够更融合，理论界能够给了解实务，更重要的是实务界的人能够更多一些理性的思考，我们的法学就会更加繁荣，我们的法学社会发展也会走向新的台阶。如果有可能，我们的《茶座》里更多一些实务界的人，实务界的人士当中，在理念上、在理论上更有一些提升，我们的《法学家茶座》的作用就功不可没了。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当然，这两点期望，会后和家弘商量一下，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工作，或者发动一些实务界的同仁的支持，多一些律师支持，多一些企业的支持，可能我们这两点有可能做到，一个是我们有一个真正聊天的空间，再一个是我们实务界的人物参加就多一些，那时候家弘就是“茶座大老板”了，希望你能够成功。谢谢！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谢谢，田大律师的建议很好。下面请刘作翔发言。

刘作翔（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谢谢会议的邀请，祝贺《法学家茶座》创刊十周年，十年来我发表过两三篇文章，十年来我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编辑队伍的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样一种精神不断地约稿，不断地报告信息，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直在感动着我。我们过去也办过杂志，像他们这种经受的挫折和这样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是没有碰到过，就凭这种精神，我觉得有合适的稿子都应该投给他们。

刘作翔（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我谈两点看法，今天的主题是法治文化的扩展与法学的通俗化，我主要围绕通俗化想谈点看法。法学的通俗化是否可能，这个在《法学家茶座》也争论过。我们可以不先讨论，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人总结出现在中国进入了浅阅读的时代，浅阅读造成了浅思考，整个思考逐渐浅层化、肤浅化，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倡导通俗化和浅思考、浅阅读应该不是一回事，因为作为浅阅读、浅思考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我们也无法去人为地做判断，对不同阶层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作用，对大众阶层和白领阶层，他们的浅阅读、浅思考因为有一种职业的限制和职业的范围，但是对于法学来讲，我们通俗化的初衷是为了把法学向大众化迈进，使大众能够接受。

刘作翔（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但是这里可能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无论是什么形式，我们不能影响思想的深度。刚才杨立新教授谈了，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我们有时候读一些东西，不在于它长篇大论还是一句话，有可能一句话让你一辈子忘不了，这个不在于长短的问题，关键是它的穿透力，它的渗透力，还有接受者对于这句话的接受程度和感悟程度，改变的可能只是一种叙事方式。这是第一个关于通俗化的问题如何来看。

刘作翔（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二个问题是和办刊有关系，尽管办刊十年了，但是文章的类型、文章的风格还不是十分清晰，我们强调思想性、文字优美、可读性强，另外体裁上属于杂文。但是实践中，文章的类型和风格还不是十分清晰，曾经杂志做过一段争论，我也看到了，关于什么样的文章能够在《法学家茶座》刊登，我觉得还需要不断的探索。

刘作翔（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刚才田文昌大律师提出一个建议，我觉得他的建议非常好，可采纳的就是《茶座》以后可以搞一些小的沙龙，把沙龙的讨论发到《茶座》上去，通过这种方式，经常性的交流和聚会。谢谢大家！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下面请王敏远教授发言。

王敏远（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先给各位老师和同行拜个年，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这么多年来，家弘把《法学家茶座》办得如此红火让我羡慕，但是我自己基本上没有做贡献，没有做贡献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能力的问题，我总觉得《法学家茶座》里的作品应该是通俗而不庸俗，平易但是不能平淡，这个境界太难做到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王敏远（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在不同的刊物或者不同的载体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从法学理论研究来说，刊物多得很，报道法学现象的报纸、刊物也很多，《法学家茶座》这种独一无二的应该是什么样的特色，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来看特色已经显示出来了，而这种特色可能是我不具备的。

王敏远（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我们要真正坐下来喝一杯茶来聊一个主题，这样可以找相关的赞助机构也可以，比如律师事务所等等，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主题，我们就抓住一个主题，无论是立法中的问题、司法中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律的现象，或者是一个法学争议中的问题也可以，但是用茶座的方式反映出来，只要是给他一个很好的记录就可以了，本身作为我们茶座里的专栏一样，每期都有一个茶话会一样的形式。

王敏远（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茶座里所有内容都上网络，当然过了期的都可以上网，今年可以上去年的内容，当年的不能上，尤其现实中争论的话题和法学家们如何思考、当时如何表达的，这种现实的反映对于法学如何向社会的影响扩展，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谢谢。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今天这里是高朋满座，我作为一个上海人，也非常愿意专程为《法学家茶座》的十周年新春茶话会跑到北京来，我说《法学家茶座》是我的挚爱。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有一出话剧叫做《茶馆》，我不敢说我们的《法学家茶座》也可以跟茶馆齐名，但是我很坚定地说，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法学家茶座》也会在中国的法制史上留下与《茶馆》齐名的一种地位。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我今天想谈几个感悟，也谈一点建议。一个感悟是我觉得《法学家茶座》畅谈国事、智谈国事、巧谈国事，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我和媒体的交往经历当中有些编辑会告诉我什么话题不要写，即便你写出来了，他说这个东西不大好登。诸如此类的劝告，我经常会收到。但是我们的《法学家茶座》从来没有划过这样那样的禁区，它很敏锐、很直白、很通俗，但是又不是平淡的，而是尖锐的，是深邃的，是灵动的，有很多好的观点，在很短的篇幅里表达出来，这是值得品位的。有的时候处理敏感性问题的时候，它又很有策略。所以我说是畅谈国事、巧谈国事，智谈国事，这在于智慧，在于何老师的智慧，在于编辑们的智慧，向《法学家茶座》的各位编辑表示深深的敬意。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下面我讲一下渗透力。《法学家茶座》已经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今后怎么做，我的建议是《法学家茶座》要用茶香打渗透战，既然是一个茶座，一定是有茶，各种各样的茶，我要充分利用这个茶座平台、这个载体，让茶香浸入人心。我讲几个观点，第一是茶香在清淡之中见雅致，这个茶香不要像烈性酒，喝下去一定要面红耳赤，不需要，清淡之中，是清淡的而不平淡的，可见雅致，可见它的功力。有些同志写文章也写得剑拔弩张，我倒不大写，茶座既要深刻、尖锐，但是又要表现出这种清淡，这是打渗透战的一层意思。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第二，要让茶香在多元之中见特色。社会是多元的，茶也是多元的，有红茶也有绿茶，还有乌龙茶，到云南还有人告诉你什么是生茶什么是熟茶。我们的《法学家茶座》也要有多元的茶的品种、多元的茶客，在多元的平等展示当中，表现出他各自的特色来。我想这个也是《法学家茶座》未来发展应当注意的。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第三，让茶香在品位之中见真醇。现在的快餐文化有的东西今天读了，两个月以后一定会忘记，口水战是没有意思的。有的口水战是为了炒作，以前我们讲物以稀为贵，现在网络时代叫做网以热为贵，尽可能挖隐私，挖别人不知道的东西，男性在网络上往往叫做掀起你的浪头来，一浪一浪掀起高潮。但是我们的《法学家茶座》不能这样，我们要让茶香在品位当中使人感到雅致。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最后是一点建议，《法学家茶座》要在坚守当中创新，我们现在的坚守是非常好的，比如《法学家茶座》编读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好的。何老师对读者提出的批评意见做解答、表态，深入地引导大家思考一些问题，这个做法非常好，现在很难看到有这样的刊物、有这样的雅量、主编能拿出这样的时间做这样的操作，我希望要坚持和读者之间的往来。《法学家茶座》能有那么大的读者群，很大一个原因是读者真正感受到我们的主编是有交流的。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第二个建议提给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山东人民出版社做了很好的工作，现在已经有了茶座系列，我建议把茶座系列作为一个商标加以注册，以免别人抢注，这个商标是系列化的，有法学家茶座、经济学家茶座、社会学家茶座。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第三个建议，茶座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争鸣，不一定是你讲你的观点，我讲我的观点，有的时候也需要一点点争鸣，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部分同意你的观点也可以，我想会有更多读者喜欢这种在茶座里的争鸣。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最后一个建议，有一个很小的刊物叫做《咬文嚼字》，经常找别人的毛病，《法学家茶座》可不可以和《咬文嚼字》建立一些联系，主动请他们挑文字毛病。谢谢大家！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下面请崔敏教授发言。

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非常高兴出席这个茶话会。《法学家茶座》已经办了十年了，首先对何家弘教授的辛勤劳作表示敬意和感谢！

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今天这个会议主题非常好，“法治文化的扩展”，什么叫做法治文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不同的定义，比如中国的法治文化有没有，历朝历代也有，但是这种法治文化是一种专制、独裁、暴力、专政的文化。而现代的法治理念应该是公平、正义、人权保障为核心内容的。

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建国以来，三十年的时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文革之后我们总结教训，无法必然乱国，有法必然治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民主和法治是密不可分的，到了十五大的时候提出依法治国，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些年我们的法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好像又出现了一些回潮，最近我看到有些人对法治出现了一个倾向，把依法治国空置化，把它当做一个口号，口号一喊就放到一边了。反过来倒有一股思潮，宣扬法律无用论，甚至公然宣称反民主、反法治、反宪政的论调。

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人讲了一系列的谬论，他讲法律无用，用法治的办法反腐败是不可能的，适得其反。他说贪官都懂得把证据毁灭掉，你搞法治就要找证据，找不到证据反不了他。倒是需要有一大批善于依靠群众的好干部反腐败，就是说法治是无用的，人治是管用的。甚至他讲民主和法治绝不是治理腐败的良方，如果你要搞司法独立的话，就更加糟糕了，就好像把司法系统变成了一个难以割掉的毒瘤。什么叫做懂法律呢？就是会钻法律空子，一讲法治，好像和道德感化是完全相反的，他认为宪政民主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思潮，而且这股风是愈刮愈烈。目前有这么一种倾向，因此我觉得《法学家茶座》，在座的各位包括《法学家茶座》今后的办刊，始终还是要坚持法治的底线和法学家的底线。

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我很赞赏刚才家弘教授开始的讲话，他讲法制家有“四个家”，以法为家、知法如家、爱法似家、奉法胜家，这样就树立了法治的信念，提倡对法治的追求，这是我们的底线，使我们用浅显易懂、能够深入人心的一些《茶座》上的文章，使法治的信念深入人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普世价值，最近也有人批判普世价值，我认为普世价值不能批判，包括温家宝同志都讲过普世价值是不能批判的，要坚持这个普世价值。他讲的“法比天大”，这两句话我是印象很深的。这些理念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去宣传，去追求。谢谢大家！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谢谢崔老师！下面是李楯老师！

李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研究所所长）：我今天来了就看到了“法治文化”，法治、宪政、人权，我们讲法治文化，恐怕不是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普法所能解决的，也不是今天这个社会那么情绪化，比如酒驾问题这样出重刑能做好的，也不是一般人想的依法办事，如果写在纸上要遵守的话，秦始皇的法律要遵守、希特勒的法律要遵守，这里有一个价值取向。

李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研究所所长）：至于说到通俗化的问题，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一个是我并不主张说得很恰当，最起码我觉得需要给非本专业的人讲明白一个事情，这是任何一个搞专业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尤其是法律，跟这个社会联系太紧密了，要给非本专业的人讲明白。第二，在专业圈内，我觉得要面对这个问题，说明白话，不要只搬一些概念。谢谢大家。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下面请甄贞教授发言。

甄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非常高兴参加《法学家茶座》的茶话会，首先向何家弘老师表示衷心的祝贺！

甄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法学家茶座》风风雨雨走过十年，非常不容易，我能体会到创办和坚守这个阵地的艰难。我只给《法学家茶座》贡献了一篇文章，还是早期的。但是我坐在这儿稍微有点释然，大家跟我差不多。这是一句玩笑话，我们还是应该尽力维护这个《茶座》，同时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在这个茶座里谈谈国家的依法治国，谈谈我们专业领域的一些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些话题。

甄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从我当初投给《法学家茶座》的文章说起，当时可能是2002年，就是我们这个《法学家茶座》刚刚创办的时候，何老师跟我讲说他要搞这么一个茶座，能不能写一个稿子，我说刚好我们正在中国推进诊所式法律教育，有一个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序言，我觉得可以放到《法学家茶座》上来，因为它的行文风格和要谈的事跟《法学家茶座》的风格很相似，这样何老师就答应了。文章出来之后，也引起了争论，争论了以后，当时何老师又来动员我说你能不能写一个回应的文章，我说我就不写了。后来何老师亲自做了这个回应，我非常感谢。说明了读者群不仅仅是法学家们在读，法律人在读，这个读者群还更广泛，还有很多关注法律的一些人在读这本书。我觉得这个非常欣慰。

甄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法学家茶座》对中国法治建设、对法律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是它改变了法律人讲法律、研究法律的一种方式，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看那些逻辑严谨、说理清晰、引经据典的法学文章，但是忽然以一种非常清新的方式、一种讲故事的方式给大家讲法律的时候，扑鼻的清香和沁人心脾，同时很快领悟的感觉迎面而来，所以我非常赞赏《法学家茶座》的文风。这是《法学家茶座》为学者研究法律提供的一个新的方式和思路。

甄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我们要把我们每天做的学问、研究的学问用这种普通人的说话方式、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这一方面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停留在课堂上，不停留在校园里，不停留在法学期刊当中，而更广泛地传播到民众当中去，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法治建设的推进是功德无量的，所以还是要跳出我们自己关门谈高深学问的小圈子，把它和国家的法治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甄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最后，还要强调《法学家茶座》清新的文风，说故事的讲述风格，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不同于其他法学杂志的最主要的特色，既然是“茶座”，茶客、好茶肯定是茶座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同时我们谈话的这些内容、交流的信息也是茶座当中最主要的吸引大家的东西，所以我想要把它做成精品，要把它长期做下去。我们希望作为法律人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希望何老师坚守“茶掌柜”的身份。谢谢！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感谢甄贞教授。下面有请宋北平教授发言。

宋北平（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法律语言研究所所长）：我提一个要求，希望《法学家茶座》这本书像一杯茶，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清新也”，说明这个茶至少可以喝三次，这里的文章至少可以读三遍，“可以清新也”，换一个读法“清新也可以”、“也可以清新”，一句话要读一遍，我提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一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很需要，因为现在的文章、书太多了，读来读去，很希望能够清清心，这就是我提的要求。谢谢。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下面请施正文教授发言！

施正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现在研究的是财税法，我想从税法的文化和税法通俗化来说这个主题。中西方在税法文化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在我们国家，我们的概念就是皇粮国税，是不得不交的，是无偿的给国王进贡的一种文化，因此税收在中国是一个“恶”的代名词，因此，李自成的时候就打着这样的口号“闯王来了不纳税”，我们都觉得不纳税是最好的。因此，直到现在，在我们中共中央的文件当中，据我们的考证，没有出现过“纳税人”这个概念，这个权利的缺失表明在《税法》当中这个意识是缺乏的。税收在西方是中性词乃至于是褒义的概念，各国宪法确立的税收法律保障了财产权。

施正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其实税收是满足我们公共服务需求的，我们会感受到纳税时候的痛苦，但是我们也应该有权利去享受我们无偿享受公共产品和服务时候的幸福。西方契约精神主张的是交换，体现的是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平等关系，他们的税收说征税可以，需要征得被征税人的同意，而且向纳税人提供服务。这样的理念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施正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关于法律的通俗化问题，现代社会法律与价值观越来越偏离，比如说《税法》，《税法》的复杂程度和变化程度是超过任何一个法律，《民法》博大精深，实际上《税法》的技术化、专门化已经是达到了极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需要通过我们法学家以通俗的形式来揭示法律所蕴含的一些精神。因此我建议我们的《法学家茶座》应当纳入全国法律宣传活动的任务当中，因为公民都知法守法是很难的，但是灌输现代法律意识是极为迫切的。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下面请周大伟教授发言。

周大伟（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很感谢《法学家茶座》，很感谢老同学何家弘先生！

周大伟（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我们今天的主张是法学的通俗化化，《法学家茶座》是一个很经典的代表，但实际上要想通俗化、讲轻松的话题、讲故事，对于法学家来说、对于《法学家茶座》来讲并不轻松，因为它毕竟不是艺术家茶座，不是老百姓清谈，因为法学必定涉及到制度、主义、思想、规章甚至涉及到领导、涉及到案件，所以有时候不经意间会触摸到一些敏感的区域。

周大伟（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法学家茶座》这十年来很不容易，像一个火种，一会儿燃烧得旺一点，有时候暗一点，但是总是在不停地燃起。谢谢。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下面请刘桂明教授发言。

刘桂明（《民主与法制》总编辑）：法学的通俗化，《法学家茶座》做得非常到位，有几位律师的意见我转达一下，刚才我发了一些微博，律师在微博上反映，总结起来有三个意见，一是《法学家茶座》是比较实用的刊物，通俗易懂，紧随时代的刊物。第二是《法学家茶座》是一个非常通俗的刊物，里面的东西无论是圈内还是圈外的都能看得明白。第三，《法学家茶座》是一个丰富的刊物，精神养分非常深厚。

刘桂明（《民主与法制》总编辑）：法学的通俗化我个人觉得应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由繁到简的过程。法学的通俗化就应该这样，就是变复杂为简单。

刘桂明（《民主与法制》总编辑）：二是由远到近，如何把过去的变成今天的，如何把过去的故事变成今天的故事，这就是法学的通俗化的东西。我们国家没有法治传统，但是我们还是有法制的传统，有法制的传统，我们就完全可以变成由法制到法治的过程。

刘桂明（《民主与法制》总编辑）：三是由外到内的过程，就是变西洋的东西为本土的东西。如何把西洋的变成本土的，我觉得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法律谚语，这就是法律通俗化由外到内的过程。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上午的茶话会到此结束。

正义网：本场直播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本次直播由正义网记者李铁柱负责文字直播，杨征负责摄影与图片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