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网：访谈嘉宾已经抵达正义网，访谈即将开始，本次访谈的主持人是检察日报、正义网记者高鑫。

主持人：首先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正义网直播访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海淀区反贪局副局长罗猛、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和《方圆》杂志社记者邬佩怡。

主持人：下面正式进入访谈。近期有一个新闻网上备受网友关注，“最牛司法局长办婚宴”的事件，据称“20辆警车助阵，据称有百万礼金入囊”，甚至今天中午，我发现央视也对这一事件也进行了跟踪报道。此外，去年以来，涉及官员的负面新闻也特别多。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三位嘉宾，2012年官员形象怎么了？还是由唐老师首先回答一下。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官员形象问题，我拿一个关键词来总结就是“高危”。高危是三个方面：一是官员曝出来的问题都是高危问题，比如说涉案金额比较大，问题官员级别比较高，问题比较严重，情节比较恶劣。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二是与我们社会预期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官员形象成为高危局面的苗头。这里面的社会预期与官员形象高危局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会产生信任危机。虽然是极个别的官员，但是这些负面的报道和具体的问题曝光之后，会使人民群众对官员群体产生信任危机的可能性。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三是现在的社会监督比以前要更厉害，导致整个官员群体处于高危状态中。最典型的是人肉搜索，“扒粪运动”。像民主与法制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扒粪运动。现在我们现在不光是扒粪，还有一些可能涉及到诽谤或者无中生有的中伤。像这些无中生有的格局使我们官员群体整体处于高危状态。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所以我总结2012官员形象“高危”。

主持人：下面请罗局结合具体的办案经验谈一谈自己对2012年官员形象的理解。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觉得就官员形象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讲的正面形象，还有一个是负面形象。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从网上看到，包括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或者一些比较清廉官员和地方的好官员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也就是我们讲的正能量。还有一种是刚才提到的负面形象，高危的一种官员，实际上是一种负面形象。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这两者看起来，其实大家更多记的是负面形象。刚才唐老师讲的2012年官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以“高危”群体出现。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是由于负面形象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此外，这当中我觉得从很多个案来看，不少是通过媒体曝光的高度使我们来查处的。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个人觉得，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作为主要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官员的媒体一旦被曝光，紧接着就是事件的范围、受众影响特别大。刚才唐老师用了一个“扒粪”的词，还有像“表叔”、“房叔”的网络化语言使得加速网络传播，使负面效果越来越大。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这些曝光的官员当中绝大多数又出现一种经不起查，很快不是因为一些情色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或者是渎职问题最后落马了。所以大家就更多关注关于官员负面形象的现象。所以大家就更加使用网络这样的方式加大对官员的曝光，使得官员负面形象越来越扩大。我觉得2012年官员确实出现了一种负面形象为主的高危状态，但是我个人觉得，作为我们来说，在研究这些情况的同时，作为司法机关，面对这种情况要正视，可以加以跟进。

主持人：邬记者，请你也谈谈对2012官员形象的看法。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如果说一旦人有一个缺点，像一张白纸上有一个墨迹就会体现得特别厉害。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当一些官员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像今年突发了很多官员危机的事情，像之前引起热议的嫖宿幼女罪，可能涉及一些官员的不当作为。一些官员的查处，要么就有不雅事件或者有贪污贿赂和挪用财产的犯罪。当这些事件只要一查处就属实的时候，其实社会公众就对对他们的信任越来越低，当四、五个人频发此类事件的时候，就会对这个群体产生信任危机。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为什么官员形象会让老百姓越来越接受不了呢？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突破了这样一个底线在，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这样一个话题拿出来大家来讨论一下，可能在官员中，也有想要为老百姓做实事的，让他们知道怎么更好地为老百姓做实事，让大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不是特别好，会有一个悬崖勒马的效果。

主持人：谢谢三位。刚才三位都非常赞同唐老师的一个观点，就是从去年来看，官员处在一种高危状态。官员形象面临哪些风险呢？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今年我们出版了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研究报告》，这里面我们对官员风险专门画了一张风险地图出来，分为六大类，26大风险项，里面有违法犯罪的、有违规违纪的、行政问责的、家属问题的、被影响的等等。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这里面的特点比较明显，就是说现在官员形象的风险和类型、特征都比以前丰富。还有像社会负面影响的，像这种主要依靠社会监督来做。还有家属问题的，其实跟他本人没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被连带的。还有一个大的特点是，被影响，实际上你是无辜的，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别人假冒了你，甚至别人无中生有的给你传谣造谣，连这个都有。而且现在来看，苗头的趋势也是比较突出的。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总的来看，官员形象面临的风险是比较繁多的，实际上也是跟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密不可分，反过来官员形象的这些风险又使得官员形象高危态势持续存在。

主持人：说到风险危机，刚才唐老师也谈到中国处在转型发展时期，从这个时期来看，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2012年官员形象面临的危机，您认为他们面临的危机与以往有哪些不同？影响的因素有哪些，有没有明显变化？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官员形象危机的特点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倒逼。社会监督和社会通过新媒体产生的社会舆论力量形成了一个倒逼机制，逼着你出来解释和快速查处，这个特点很明显。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二是量变多了，我们现在尤其要警惕我们的形象和制度的关联性问题。因为我们研究过程中认为，内部的制度是决定外部形象的，所以当你外部形象出现多了以后，我们就要马上回来跟制度完善、修正做联动。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三是转型期有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这些客观问题，比如说转型期社会心态本身有一些焦躁在里面。转型期社会对于官员的预期是很高的。另外是一些群众对于官员行为也有一些误会和误解，希望所有的官员都搞好服务工作，但是我们有一些是执法官员，他的工作就是执法的，他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做的，所以这些都会被老百姓误会。这些问题客观存在，而且目前来看这些问题还越来越大，这也是很客观的。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三是转型期有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这些客观问题，比如说转型期社会心态本身有一些焦躁在里面。转型期社会对于官员的预期是很高的。另外是一些群众对于官员行为也有一些误会和误解，希望所有的官员都搞好服务工作，但是我们有一些是执法官员，他的工作就是执法的，所以这些都会被老百姓误会。这些问题客观存在，而且目前来看这些问题还越来越大，这也是很客观的。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总的来看，今年的特点是这样三个比较显著的特征。

主持人：谢谢唐老师。刚才唐老师谈到风险里面包括违法犯罪、行政问责，社会关注行政问责其实更应该关注违法犯罪的行政风险。下面请罗局长结合办理案件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和感悟。看看落马官员从去年以来和往年相比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和变化。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其实从近几年我们每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数量来看，量还是差不多，还是处于平稳的情况下。这里就表明，一是我们查处的力度是很大的；二是官员存在的腐败现象，转型期是高发的，总体相对还是比较平稳，我们处于一种可控的状态之下。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这两种情况在公众的眼中跟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一旦出现一个腐败官员通过网络公开化的形式，通过倒逼的机制出现了官员落马的情况，可能换来得影响就是公众对于整个社会制度的质疑，对反腐败力度的质疑，对于整个国家很多方面的质疑。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刚才唐老师讲到了转型期碰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所以说现在有很多。我觉得在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不少人来丑化官员形象，这就是刚才唐老师也说的，就是形象危机的应对，就是出现丑化的形成我们应该怎么应对的问题。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觉得现在不仅是丑化、矮化和扩大化，其实我们每年在查处的案件中也有人问我们一些特点，包括最近也有一些人问，包括十八大召开以后，新领导上来以后你们是否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力度。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的回答是，其实反腐败的力度一贯以来我们的力度都很大。比如说这一次几个部委，包括最高法和最高检也共同出台了规定，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比如说不正当利益应该怎么理解，这些都明确了，这些都是对反腐败查处的力度。

主持人：在三位看来，官员中哪些群体比较容易发生形象危机？哪些因素导致他们成为危机高发的群体？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研究，研究之后我们讲2012年度官员形象有五大类群体，而且是一个广义官员的界定。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一是村干部和社区干部。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还不是官员，但是他们跟老百姓接触最广，而且一些具体的执行和具体服务是特点提供的，老百姓也把他们称为干部。村干部和社区干部今年曝光出来的问题和性质恶劣都比较多，所以老百姓往往以这个状态去假想整体的情况。前两年我们有一个研究表明，跟老百姓接触得最紧密的官员评价最差。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二是基层官员。也是跟老百姓接触的，县处级以下的这些公职人员跟老百姓接触比较紧密，而且人也比较多，所以他们犯错误的概率比较大。2012年曝光出来的一些问题，有懈怠问题、言语狂妄的问题也是严重伤害人民群众对官员整体的好印象。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三是高层领导。尤其是2012年重庆事件造成了国内外负面影响是比较恶劣的。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四是执法类官员。2012年城管、公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在老百姓的印象中，老百姓讲你是利用执法部门在获取暴利，这个事让群众在思考执法和暴利关联度时，群众接受不了。2012年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被曝光。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五是准官员或者是类官员。就是一些带级别和带职位的企事业单位，说他不是官员他还是体制内的，这些同志出的问题，像高校类的、医院类和国企、央企的领导，2012年也出现了几起比较恶劣的事件，影响比较严重。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总体来看这些群体叫做形象高危风险的群体，这里面我们叫做形象高危风险，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一个善意的提醒，而不是说这几个群体就是属于危险群体了，我们说是高危风险，风险不等于危机，是属于有可能出现形象危机的群体。所以我们提出来作为一个警示。

主持人：请罗局给大家也谈一谈。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从我们查处职务犯罪的角度来说，所有被举报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案件都是涉及到形象危机的官员。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们属于基层检察院，基层检察机关接触到的，从每年立案从数量和接到举报的数量和查处的数量的比例来看，最高危的还是基层官员和地方官员。我说的比较笼统一点，也可能是小到社区医院、学校和出现子女上学和就医体制内的地方官员，他们最容易出现这些危机。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一方面是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在基层，所有的工种接触是最多的，容易暴露公众视野中去。由于他处理的事情又事关公众的民生。比如说暖气不暖，他来保修，他修得不好，这也可能出现冲突。比如说孩子想上学，最后报名没有报着，刚开门说名额已满，等等这些问题产生了冲突。这样他们会被民众利用手中的手机、照相机和我们办案当中出现的录音设备，偷拍设备拍下来了，然后以揭露还是以发泄的方式不负责任的弄到互联网上，甚至现在还出现一种为了扩大揭露事件的影响度，可以花钱买一定的水军再进行推进，不断的推波助澜把事态扩大化。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所以从官员的人数和接触面来看，基层和地方的官员应该来说危机这方面是最大的。

主持人：唐老师刚才提到基层官干部组团犯罪比较多。罗局您认为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具体的特点？如何来防范？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这两年中有一个现象，就是集体贪腐比较多，在我看来有几方面的原因造成。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一是法律意识的淡薄。比如说小团体弄点钱大家分了，以领导决策的方式分了，或者弄点回扣给大家分了，这样的一种大家都有份的情况，我们感觉是为了小集体的力量，有时候他会觉得法不责众，这也是一种集体的心态。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还有一种共同犯罪中大家都拿，把大家都拖下水，谁也不说谁，互相之间一旦出现了情况，这样就容易形成小团体。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们在查处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情况，值得关注。只能说有些是故意的，还有一些确实是法治意识的淡薄。比如说我本身我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我只是想给大家发点奖金，或者组织大家海内和国外旅游，这样的行为怎么就叫犯罪呢？他对违法犯罪的情况有时候认识不够。

主持人：如何防范呢？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关于如何防范，其实我们经常讲的，一方面就是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们要加大查处。往往他们有这样一种心态，认为人人都有份，又是没有落到某一个人的腰包，这样怎么就犯罪了呢？所以很多单位知而不举，自己就处理了，这是一种单位的心态。甚至这样的案件，司法机关已经在开始查处过程中，有相关发案单位让交给自己单位处理，对于这样的行为一定要加大查处。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还有一个是衔接，就是现在司法机关跟行政单位的行政纪检监察机关一定要衔接，如果一旦司法机关发现了，那党政一定要跟上，该移交司法处理的一定要移交司法处理。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从预防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加大宣传。现在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行为，从法律的界限一定要加大宣传，引起社会对它的重视。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现在我们查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犯罪，领导一拍板说我决定了，责任由我负，其实最终司法处理时他负不了这个责任，他应该负的是刑事责任，或者说是行政党纪方面的责任。应该说这样的一种社会危害性挺大的，有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官员受到处理挺惋惜的，其实是法律意识不强。

主持人：邬记者您能否从职业媒体的角度来谈谈官员群体中哪些处理风险性比较大的群体？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我比较认同位两位老师的观点。一是像罗局长所说的，他们这样的一个群体跟老百姓的接触是比较多的，老百姓可能见到的也就是街道办、工商所的，或者说是派出所这样的人，可能对于公安局、公安厅，再往上走他们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少，或者说可能需要办事的时候去，最大多数时候是与最前沿的人接触。所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整个官员群体的形象。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我在做报道过程中，搜集了很多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让我觉得有点点触目惊心，是一个地方的村主任，在选举之前他一直是在村民心中特别好的形象，因为很仗义，他为村子里的大家做了很多好事。他在选上村主任之后，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逐渐涉黑，有了自己的小团体，有20多个人都是自己的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些事情。除了这些之外，他还是一个人大代表，在选人大代表过程中也采取了一些贿选的方式进行，这样大家就会更加怀疑上层的官员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就像一个金字塔形。所以这让我觉得在做系列报道当中看到是最触目惊心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重树这种信任。

主持人：去年以来很多危机事件都是因为官员的某一类行为触犯和触怒了公众，包括像“表哥”等等，这都是通过一个行为引发公众的愤怒，从而导致最终的危机事件。在三位看来，官员哪些形象容易被触怒社会公众的底线？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在报告中写了五大类行为：第一，性丑闻。一旦官员发生性丑闻之后，一是你是否是权色交易；二是官员是有官德的。所以性丑闻这个事出来以后，社会各界难以接受。第二，露巨富。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戴一两万的表大家可以理解，但是不能一查就可以查处几十块，这样就属于巨额财产不明。第三，被扒光。这样扒出来以后大家就会产生联想，然后来进行语言的渲染和舆论的压力。第四，被牵连。也就是家属问题，比如说子女，这样比较严重。第五，被假冒。但是被假冒的事出来以后，社会各界有两种情况：一是别人假冒你官员，别人就说官员的队伍没有管理好。这样的情况出来以后，社会各界也是很生气，也会责怪官员监管问题。

主持人：罗局长也请您谈谈。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从我的理解来看，从我们查处的角度来看和关注腐败的举报情况来看：群众第一个比较关注的就是跟性有关的道德沦丧的，这是一种。性丑闻不仅在我国，世界各个国家可能都是各大媒体很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二，贪污腐败、贪污贿赂出现的问题。第三，自己的亲属。比如说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出现在就业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比如说孩子招考，名额早就内定，比如说家属长期不工作。第四，官员不作为的一些行为和渎职方面的行为。作为司法机关比较关注贪污腐败和犯罪类的这是我们最关注的。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从目前来看，从媒体的关注来看，可能最关注的是作风问题。因为作风的问题听起来有新闻价值，而且有被媒体推波助澜的方式，最后使这个事件不断的扩大化。而且确实很多官员最终被证实最后有问题，即使以种种方式出来辟谣，从最后结果来说他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说，社会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但是多数情况来看，在查处过程中来看，官员确确实实跟道德沦丧还是有很大的牵连。

主持人：邬记者您怎么认为？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刚才唐老师和罗局长都谈了这些表象，包括性丑闻、漏巨富，这些都是危机表象的一个形象。社会最接受不了的是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巨大的利益，这些都是超过了大家接受的范围。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就像为自己的子女去谋一个学校名额，可能普通老百姓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让老百姓觉得心里不平衡。民众把手中的权力让利给政府，这是让政府去做实事，如果他没有去谋实事时，大家都可能接受不了。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表哥”的一块表可能需要工薪阶层辛辛苦苦一年，他们这样行为已经让大家没有办法用一种普通的情感去接受。

主持人：像刚才三位都谈到了官员公权力被私有化，或者是家属犯罪现象越来越多。下面想请三位谈一谈你们如何理解和看待权力家庭化的问题？如何防范这个问题？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事确实是很难。从防范的角度，我想有几个方面是有益的：一是强化社会监督。这一方面我们虽然有一些制度，比如说我们要考核家庭圈和他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我们现媒体发达了，社会监督更要强化。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二是希望官员能够注意如何在当前的情况下，一旦家属和关系比较近的同志问题比较近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举证倒置，这一块也是可以提前做相应制度设计和安排。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三是希望警钟长鸣。从2012年的情况来看，被牵连的案例是比较多的，而且是各式各样被牵连的问题。由于亲属的关系，由于工作的关系，由于一些感情的关系都有。所以，希望这方面能够警钟长鸣。

主持人：确实找关系是中国很普遍的观念，下面请罗局长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应该来说官员是权力的家庭化、家族化，这种权力的滥用确实是中国几千年来比较严重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种思想，而且都要求快速、便捷，很多年轻人都希望在很短时间内要迅速暴富。怎么避免？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几千年都避免不了。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曾遇到过一位澳门高官，他本身就是家族企业，他是否会出现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他回答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觉得应该把这样的一种联系减小到最大化。也就是说相应管理公共领域的，亲属不应该来从事。国内也有相关规定，比如说官员相关的亲属不能从事在官员管辖范围内从事的职业。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第二，从官员素质来说，我们都要选一个好的官员。官员可能有好多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我们都希望选一个优秀的官员，大家能够信得过的官员，官员的素质还是比较重要的。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第三，他要两种监督。一种是来自自身的监督，人都会有各种欲望，在权力运行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偏差，他要自我纠偏。另外就是外部监督，外部监督就是非常重要了，不管是制度方面，还是来自网络舆论监督，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第四，发现机制。发现完了以后最后还有一个处理机制，一旦发现处理还是比较重要的。像国外一位总理就是因为一个论文造假而被迫辞职了。而我国的官员在危机过后，可能换一个位置沉浸一两年又出山了，这样是否合适，我觉得还是值得探讨的。

主持人：邬记者，尤其是官员家属权力家庭化，这也是我们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个视角，你作为媒体人请你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在我们这次统计过程中发现官员被自己家属牵连的问题当中，其实被子女牵连的居多。我在想，可能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情况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像80后、90后这一批孩子他们都是在计划生育之后出生的都是独生子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心头肉，可能父母会对他们投入很大的精力和很溺爱他们。所以也会在他们身上投入很多的金钱和别的东西，但是他们有可能因为工作繁忙的问题对孩子管理比较疏漏，这样官二代和富二代身上都贴上了标签。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预防方面就是要建立相应的机制。其实我国公务员法也规定了相应的任职回避，主要针对的是科级干部和处级干部，可以在官员子女和亲属方面稍微有一个扩大，他不一定非得是直属领导，或者说有一个地域的回避。可能在一些从事行业的基准要求上，是否把关更严一些。像之前湖南湘潭有一位91年的孩子今年就要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可是大家在网上追诉的话，这样就涉嫌招童工了，这里面还是有一定问题存在。我觉得相关的监督体制还是要跟上的。

主持人：谈完问题，下面结合问题从应对问题方面来谈一谈。目前国内对干部管理方面，尤其官员形象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要求？或者是国外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管理经验？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我们对于官员的管理大量是对他的德、能、勤、绩、廉来管理。我们是希望把官员内部自身管理好，这样形象自然而然就好了，是这样一个假设。这种假设到了社会倒逼和新媒体时代，这样就有一些风险漏洞出现。哪怕你做得很好，执法类的官员就很容易引起社会摩擦，大家对你印象就不好。有些管理制度，有些官员制度需要做一些改善和补充，需要做一些与时俱进的工作，如果没有做就会有一些漏洞在里面。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在目前情况之下，我们建议在当前我们需要对官员形象方面要做好预防工作和预防制度设计，甚至由外部形象而内，对内部的一些制度我们做一些完善和健全、补充工作。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外类似的规定，从目前来看倒没有一些明文规定，但是因为国外内部的标准化做得很到位，都是一些标准化的操作。而且国外的社会监督很到位，我所说的这些国家是一些比较好的国家，他们在形象方面也是比较好的。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应该来说从我自身来看，我也是在司法机关里从事一定的管理职责，对于我们自身来说肯定是有一定基本要求。比如说着装、用语，还有跟法律相关的，比如说接待，我们应该要两人进行，要着装，要语言规范等等都有一些基本要求。今天早上我们开会还在说这个问题，要避免社会矛盾的出现，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矛盾化解工作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有很多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在程序接待过程中，可能你本来做得没有问题，可能言语不到位、表现不到位。比如说我们都是官员，可能手里拿着两个核桃，或者拿个小茶壶喝着水，这样公众形象就不行。或者正式接待时应该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如果要穿着拖鞋这样就不好了，着装不规范会引起跟你接触的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不断地膨胀，最后造成双方的矛盾。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们虽然现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要我们在形象方面有哪些硬性规定，但是基本还是有的。比如说穿衣、语言。从国外来看，我今年去美国也待了一段时间，美国没有很规范性的规定，比如说我们去了很多法院和检察院、政府部门和协会，比如说律师协会，他们着装都非常规范。比如说检察官，虽然国外没有很专业的制服，但是他们着装方面都是很职业的。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古代有一句话，叫做不怒而威，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言行、举止、素质和专业修养等等最后形成的，而不是我们今天要树立一些什么，要形成一些什么，绝对不是这样的，绝对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海淀检察院在办案中有没有一些发案单位和涉案单位有没有一些检察建议？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应该说形象方面的检察建议没有，一般都是官员的行为问题的建议。比如说他发生犯罪了，第一个肯定是制度方面的存在。比如说贪污，贪污你肯定是在管理程度上存在一个漏洞，被我们抓住了。比如说我们办理的一个贪污案件，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贪污了五六百万，这是一个小官员。就是因为这个单位人特别多，这个财务人员负责做工资表，但是每次审批根本没有人看，因为人太多。他觉得这是一个漏洞，每次我能否加几个人在里面，比如我在网上买两个假身份证，把这几个人作为单位的临时工里，这样就把工资发出来，只要做一个工资卡，每个月就自动发。这里面有几各环节，有科长和劳资科审批，但是这中间没有人看，这就是一个漏洞。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第二，我们在管理上确确实实存在着问题。比如说管理不到位，管理不到位造成的很多问题，就是下面的员工。比如说思想意识不到位、行为不到位，最后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渎职类案件中会发现不作为等等，这些都是因为前面不到位而造成了当时人行为不规范。所以，针对这些案件，我们每次在处理一个案件时，我们都要针对这个案件中存在的问题要发出检察建议。比如说堵塞漏洞也好，加强教育也好，要积极给司法机关反馈，使我的检察建议落到实处。只有通过慢慢和逐步的改进过程，才会促使官员形象的改变，甚至促使犯罪的逐步减少。

主持人：谢谢罗局。刚才我们也谈了很多官员形象危机，下面想请三位谈谈官员形象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官员形象危机从我们来看是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原因导致的，在内部来看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都是内部导致的。内部的危险导致外面你就不符合人民群众的预期，这就产生了一个落差度的问题。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另一方面是外部导致的。外部导致就是客观面临的转型期问题。转型期有几方面的特点：一是转型期属于变动状态，相对自由裁量权在有些领域相对比较大一些，这里面就有一些问题，风险也就存在了。二是转型期时，社会心态对于官员衡量标准不统一。我们现在就是一揽子，往往拿服务的观点去看官员形象好与不好，官员形象就等同于官员的服务好不好，执法类和司法类不是微笑服务类的涉及。现在搞得我们有一些执法干部为了迎合需要，连公安和城管都搞微笑服务了，这都是客观问题。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所以这里面我们专门讲了几个词汇：“偏差度”，这和外部的预期存在的偏差很大，内部是综合执法的，外面让你微笑服务，偏差度是很客观的转型期问题。外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和党政部门的公共关系不重视。公安成立了公共关系领导小组，别的部门还处于一种观望状态，公共关系其实就是说你要有解释。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官员的数量整体规模是很大的，一年出个十个或者几十个官员问题，其实比例非常小。但是我们官方不解释，老百姓就认为全部都有问题，这是一个解释度的问题。有些官员在这里面有一些客观一些事，也要解释清楚，不是说老百姓所说的他天生就是一个坏蛋，但是需要解释这个事情。所以内部的四个危险，这是自身素质的一些问题，还有外部转型期的问题，我们解释不清楚，解释度不足，还有社会预期偏差性的问题综合导致了官员的形象危机。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我们的形象危机实际上从研究角度来自两方面：一是你真的有问题；二是其实你是没有问题的，别人误会了，或者别人误解了，这也称之为形象危机。甚至大家用有色眼镜看你，你就是黑的。所以我们从形象危机的角度，我们是从这两方面的纬度来思考的。

主持人：罗局长，请您给我们谈谈。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特别同意唐老师谈的这几点。从我们这方面来看三方面：一是官员作为确实与社会道德标准的差距有一定距离。刚才唐老师讲到落差度、偏差度这确实是存在的，不可否认，刚才我讲的基层官员和地方官员确实他们的一些素质不高，存在一些作为中的偏差。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二是转型期中公众对官员盲目的不信任，有理性的也有不理性的，但是大多数都是不理性的。盲目不信任的后面，可能官员确实自身存在着问题。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三是政府机关官员对出现这种问题反应迟钝。很多问题暴露之后好长时间没有人应对，大家都想浑水摸鱼就过去了。比如说近期网上出现的几个问题，很多问题都说在查，但是最后好多问题都没有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使公众对这种行为更加愤恨，或者说我们查处过程当中有包庇行为。确实最后说他没有问题，但是过一阵通过查处又查处问题了，那社会对你这种行为就根本不信任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加大了群众对官员的不信任感。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觉得这种危机还是来自很多方面的，有官员自身的问题，还有公众的问题，也还有上级官员反映度问题和处理态度问题，这是一个综合因素。

主持人：邬记者，你也谈谈这个问题吧。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我觉得官员形象危机的出现，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了网民、社会公众也好，对社会管理和社会一些监督的热情是在提高的，至少大家的权利意识在觉醒。几年前大家觉得吃饱饭和穿暖就可以了，至少现在大家认为官员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官员形象危机出现也是一个好事情，通过这样的事情可以促进政府机关、政府部门促进相应体制改革，能够让我们生活更加美好。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如果说谈官员形象根源在哪的话，我觉得官员形象危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形象，因为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形象问题，还是我们的一些制度出现了一些漏洞。像刚才唐老师说官员为什么会产生形象危机，就是那四个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以及他的消极腐败，我觉得重点如果说要解决官员形象危机的话，其实也应该从一个制度层面着手。当表哥、房叔他们情况出现以后，可能社会公众很想知道他们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计算的话，他们每年年收入是多少，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公开这样的一些信息，可能对社会公众也不会像现在产生这样一种消极心态。

主持人：说到官员危机，下面我们谈谈官员形象危机产生发展过程中社会公众表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提高公众在整个危机事件中的法治思维？或者如何引导公众树立法治思维来看待社会官员危机事件和公共事件？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通过我们案例研究的角度，我想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状态。一是社会群众是社会环境中的一员，所以他们在面对社会潜规则时，他们是一个纠结心态。他们是社会潜规则的反对者和变向的推广者。这里面有些案例在里面，比如说医院的红包现象，老百姓就很纠结，你说大夫收红包，老百姓意见都很大，但是有些地方搞无红包医院，老百姓也有意见，说医院不敢收红包，就会对医生做手术没有信心，所以有一些纠结现象在里面，这需要制度给他们完善和保障。这是社会潜规则的反对者，又是他们变向的一个维护者，这是第一点。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第二，个别社会人员是危机的造谣者，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看着所有官员，甚至个别变向的做一些报复行为。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第三，更多的社会观众是一个社会监督者，而且在社会监督者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守法的也越来越多。合理合法维权和有序参与社会监督的越来越多。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从整体上来看是这三个角色都有，但是从趋势上来看，我们很高兴看到社会公众越来越多是扮演着社会监督的角色，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事。这里面还需要有制度涉及，还需要有更多制度和一些好的环境，让公众有序参与，积极参与。

主持人：大家看待问题还是不一样的，请罗局谈谈吧。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有两个症因的，可能判决出现了，大家对一个司法处理、行政处理和党纪处理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不太理性的，就是盲目对公共官员不信任，上来就对他们添油加醋、推波助澜的，直接加大了危机的产生，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这当中也有一小部分也是比较理性的，这其中他就是依法、有度和有序的参加了网络的监督。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拿网络反腐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东西？大家现在讨论的比较多。有人说从制度的顶层涉及到下层的群众参与要有序结合，这个提法当然非常好，比如说从群众参与角度来说，我们要看到它的正能量，正方面的作为是有用的，可能积极揭露了一些黑暗的案件，使一些腐败官员快速落马，但是也有负面情况，如果说出现了诬告，或者有的是躺着也中枪的，对出现不好的情况也需要有法律规范和法律处罚。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网络立法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而且我国也出现了一些规定，我相信这都是好的方面。应该说从两方面我们都要看待，正的方面我们要引导，不好的方面我们要加以处罚和处理，只能从两个方面我们才能够规范网络方面当中出现的问题。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至于你刚才讲的，我们作为司法机关在面对公众不信任情况时应该怎么办，我可能会讲到应对的问题：一是应该积极应对；二是公布，不能推诿。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网络舆情监控的问题，刚才唐老师讲的公安局成立了公共关系领导小组，公共关系可能处理的是危机当中出现的，我们更多的是来自于看到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后，在网络上大量出现的网络信息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些东西，甚至我们办理的案件中起码要掌握和了解，如果不掌握和了解的话，那就谈不上应对了。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所以我们要通过技术手段要了解到对我们办理到的一些案件情况，比如说公众有一些什么样的舆论和态度我们应该要积极了解。另外对公众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归我们管辖的，我们要及时查处。比如说最近出现了一个情况，一看这是归我们检察机关管辖，所以我们在管辖的范围内马上要把这个案件纳入到我们的调查范围内。当中如果有犯罪的，我们应该及时查处，这也是我们在做的网络舆情检测的一个工作，使我们公众形象更加的好，而不是出现负面的一些舆情。

主持人：谈到这里，我想到前不久有一个地方政府官网出现了将官员打马赛克的现象，怕官员照片被网友后期PS和恶搞。你们认为官员有没有形象权？或者PS恶搞之类涉及到侵犯当事人的哪些合法权益？情况严重的应该受到哪些处罚？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这里有两个方面，首先官员也是公民，他也有他合法的保障。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是官员是代表人民群众来行使公权力的，所以要用更加严格和更加苛刻的制度来约束。这里面得有一个举证倒置和能够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空间在里面。所以要一分为二来看待这个事。打马赛克这件事是不正确的，有你公众的形象开放在这里面，为什么要打一个马赛克？我们建议要保障官员合法私人的正当公民权，同时官员要经得起社会的监督，经得起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检查。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任何人都有他的肖像权，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必须要让一部分权利出来，让它曝光于公众的视野之下。我也反对官员的头像打马赛克，甚至不能公开办公电话，这确实是不对的，这是躲避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我也替他们同情，确实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互联网这么发达，个人语言有一些泛滥，控制力度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也要有个人的生活，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度。现在过分的侵犯了他的个人生活，PS人家的照片，我认为PS的照片，但是有一些官员确实搞不清楚，有的官员还真给PS的人钱了，但是要看到这样的一些行为确实是侵害了别人个人的一些基本生活隐私权、肖像权，包括个人家庭的保密权。这当中有一点，我们在网络发达时代，一定要加大相应情况的处罚，如果没有相应的处罚，不能光让官员曝光，这样和那样曝光的话，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相应的结合才比较好。

主持人：还有领导人的照片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比如说有一些只公开一把手或二把手，或者是一些党委领导层面，是否真的要公开底下的科级执法人员？就是说公开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我想听听三位怎么理解。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这是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往往把领导照片放在网上，因为领导是掌舵的，领导出来以后，包括下面做得不好的可以投诉，领导是一个监管主体。而且问责时，行政首长负责制，他是总负责人，这是一点。一般像网站上很少看到中层和下面具体办事同志的照片，但是我们去一些政府机关，我们很高兴的看到墙上往往都会有整个部门所有人的照片，包括介绍。所以，这倒没有非得在制度上要把所有人的照片在网上都公布出来。从接受社会监督的角度，这些公职人员的照片，尤其是单位安排拍的工作照片，这一个应该不是隐私，这个都是便于监督的环节。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说政府官员的照片属不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不属于的。我们不可能因为我想知道某一个人长什么样子我们就申请公开，就说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我觉得这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中的内容，应该说这个事情我应该去找谁办，我怎么应该找到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应该从媒体上来说和老百姓来说，这是更直接需要的一个东西。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比如说我家今天发生盗窃了，当时出警人员帮我们把这个案子报了之后，我想知道案子的进展情况，我应该去哪个派出所和办案人员，我应该怎么找到这个办案人员，这应该是一个信息公开的内容。我觉得照片是应该根据相应的情况来看，因为现在单位有一些员工的照片，包括工作人员的照片会公布，而且像现在媒体和互联网都这么发达，包括电视媒体，如果对一些一把手和二把手来说，他们经常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范围之内，大家也知道他们可能会长什么样。总体来说这可能是隐私性的东西多一点。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觉得对于官员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姓名，是做什么工作的，长相什么样，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必然。但是一旦发生要求的时候，比如说我是行政执法人员，你来办事了，我们俩之间发生的矛盾，你肯定要求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投诉你，那我肯定和必须要告诉他名字。或者是挂工作证让别人知道你叫什么。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所以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必然公开时一定要公开，比如说有一天去超市有人问你叫什么，你可以不告诉。但是一旦在公共领域发生了矛盾，当事人要求，那你还是有公开必要的。我觉得还是得分类，但是有一些行业里，可能大家要隐瞒他的身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领域，侦查，我们在电视曝光时要打马赛克，甚至一些关键角色可能根本不出现，也不会接受媒体采访，甚至在国外关键人物作证，可能需要遮挡和改变声音，这都是职业要求，这就另当别论。

主持人：下面从制度层面谈一谈如何防止官员形象危机的产生。请唐老师先谈谈。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防止官员形象危机产生，最根本的还是要制度上做一些建设。以下几方面的建议：第一，用制度能够做好一个提前量。这里面关键是如何做好举证倒置。就是把一些制度涉及环节方面能够提前准备好证据，来应对事后如果出现问题，我们是经得起检验和监督的。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第二，尽可能标准化来减少自由裁量权。甚至在国外公共关系和形象涉及里，已经具体和细化到标准化的语言、着装和行为、措施，还有标准化的财务管理，这都是标准化的。这样的话就便于对形象危机的产生能够有一个好的预防。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第三，信息的透明，能够便于社会监督。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第四，希望能够让官员产生一个防范形象危机的内在动力。这个制度涉及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有一些奖励性的措施，要有一些惩罚性制度，能够在内部，这样官员就可以产生一个巨大的动力，规避危机符合我的价值判断和追求，如果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危机，就违背了我职业的道德和职业准绳，这是一个内在动力的涉及。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第五，关于社会环境、外部环境制度的涉及。就是能够形成一个良性、有序的社会监督环境，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所以，从这五个方面，我们建议能够不断地完善。我们目前在这五个方面一直在做，有些也都做得很好，能够继续和持续完善，与时俱进。

主持人：罗局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讲三点：第一，要建立应急处理的运用和规范。我们普通有很多单位还是官本位的思想，一旦出现情况，我们要有一个应急的预案。公共危机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比如说在司法过程中，群访跟个人访绝对不一样，个人访我们可以跟他慢慢谈，群访来了怎么谈？他们有他们的需求，你应该怎么处理，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处理的。应对不同情况时你基本的预案是什么，要有一个制度。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二是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包括我们现在的技术也要上。我去美国，看到基本行政人员执法和交警执法，从他下车那一刻起，他的探头就全程录音录像了，这些都要作为取证和举证，可以把基本的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来使用。现在国内也使用了，就是其中发生了什么，其中你的所作所为，可以把当事人执政你的东西说清楚。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三是应对的能力和技巧。现在我们普遍在这方面都没有意识，所以在这方面还应该要有所提高和学习。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走出去，也在逐步建立这些制度。

主持人：邬记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我觉得从我们记者和媒体的角度来看，可能我们更关注的形象公开体制如何更加的健全。因为像现在一些危机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作为媒体和记者，我们可能站在信息的最前沿，我们需要把一些事情的真相，或者说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一些事实摆到社会公众的面前，真实记录这个事件发生的源头在哪里，事件进展的情况怎么样。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从今年或者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可能有时候一些政府官员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推诿的现象，或者是躲的现象比较严重。就像前一段时间河南光山的事件，一些普通官员就说领导出去了，这个事情我不是很了解，我不方便谈。但是从社会观众的角度来说，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他们越是躲和推诿，可能大家对他们的评价就会越差，我们对事件真相也会觉得这里面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说的东西在。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从政府官员来讲，我觉得他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加大力度做，当危机事件出现时应该有一个及时的回应，包括具体怎么回应，这是他们应该进一步沟通的。其它的一些，就是当一些社会负面报道形成时，就像是表哥也好，房叔也好，这些事件当媒体和公众产生质疑的时候，是否也应该及时跟进，这样能够满足公众和媒体的知情权。

主持人：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官员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在哪些方面要进一步提升？

唐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我讲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官员形象要求官员要做好信任管理，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搞服务，也是为了群众更好地对党和政府有公信力。我们做执法，我们处理突发事件都是维护我们的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从预防形象危机也好，或者是从做好群众思想也好，官员现在最突出的是要学会信任管理，去维护和提高公信力。

罗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同意唐老师的观点，我们讲了半天，要提高各种素质，不管是政治素质也好，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包括我们怎么跟媒体打交道，刚才说的迅速和及时的应对、反馈，这都是一些很高的要求了。在这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互联网的时代，怎么面对公共危机。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转型期出现了很多问题，各种问题都会不断的暴露，官员首当其冲的是面对这些问题时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觉得真不是一时一刻能处理的。当然后面要做很多的工作，预案和素质的提高等等方面的工作。

邬佩怡（《方圆》杂志社记者）：就像刚才唐老师和罗局说的一样，公共关系是一个很长期的课程，对于官员来说。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讲，目前官员只要做到四个字，可能大家会对他们的形象会上去。就是如何做到“恪尽职守”，这四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可能有些难。可能每一天上班时就会觉得这样的工作有些辛苦，或者说有些累，但是既然做了这份工作，讲得俗一点，你做这份工作给了报酬，那就要认认真真把这份工作做好了，认认真真把老百姓交给官员的权力能够履行到位，而不是给自己谋私利。我觉得他们应该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包括公共信任的课题，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课程，需要逐步推进，但是要恪尽职守，从自己身边和自己身边的小事就可以做到。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此结束，感谢三位。

正义网：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有关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发布《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的详细内容，可见“风险治理与科学管理网www.999c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