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网：访谈即将开始。本次访谈由《检察日报》、正义网记者高鑫主持。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看正义网访谈。今年是首个国家“宪法日”，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与大家畅谈依宪治国话题，他们分别是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熊文钊；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方志远。

主持人：首先欢迎二位做客本场访谈。今天是12月4日，首个国家“宪法日”。在二位看来，什么是“宪法日”？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宪法日”？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对于“宪法日”，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世界上许多各国家都有这个惯例。12月4号原来是“法制宣传日”。在每年的宪法研究会上，经常会有学者提到，为什么不能把12月4日叫做“宪法日”？这次四中全会《决定》把这件事情确定下来，通过全国人大作一个决定，把12月4日明确为国家“宪法日”。这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当中的一件大事情，把宪法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这对提升全民的宪法意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而且，我看教育部作了一个很好的决定：12月4日早上学生要读宪法。这个主意很好，读宪法不读全文，哪怕把序言读一遍也很好。再就是，中考要测试宪法知识。宪法知识在中小学生当中得到很好的普及，对于提升宪法观念是非常好的事情。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其实，我们国家“宪法日”的确定，和有些国家的“宪法日”意义不一样。有些国家，在“宪法日”会搞一些庆祝活动，因为这一天确确实实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比如，这一天他们从一个阶段的社会形态，转到另一个阶段的社会形态。过去他们可能是一个封建的君主制，而从这一天开始，制定了宪法，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它的意义非常深远，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所以，形成一个纪念活动、纪念日，甚至是一个国家的节日。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我们国家的“宪法日”，它并不具有这样的意义，但是它确实具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之所以会在今天设立 “宪法日”，我认为，是中央现今把宪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提出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来治国，所以，确定了一个国家“宪法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我注意到，实际上提到“宪法日”，首先一个是宣传教育，其次一个是国家公职人员要进行宣誓。我更看重后者，国家公职人员要效忠于宪法，宣誓要按照宪法来做一个公职人员，这一点意义更为重要。从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和人大通过设立“宪法日”的决议，确定了宪法应有的一个地位，强调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特别是强调，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要把宪法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意义是前所未有的。

主持人：二位教授刚才谈到，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宪法日”。在二位看来，我们的“宪法日”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我觉得，“宪法日”实际上更着重于实际意义。从表面上来讲，它就是一个纪念日，是纪念1982年宪法的公布时间，因为1982年宪法是12月4日公布的。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很多国家有引导，通过国家元首发表讲话的形式。如美国“宪法日”是每年9月17日，美国宪法正式签署的纪念日，这时当任总统一般会发表讲话。新公民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举行入籍仪式上，也要宣誓入籍，宪法纪念日强调权利、责任。还有的会组织巡游，泰国是用敬献花环来开展纪念，还有纪念英烈、授勋、阅兵等形式。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具体到我国，教育部提倡以晨读的形式，让中小学生早上晨读宪法。现在是做了这样一个要求，我想，这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方式，每到宪法纪念日来晨读宪法。还有如刚才方律师讲的，公职人员除了在任职时宣誓，其他情形下也可以做宣誓，这对公职人员是一个很好的督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确定“宪法日”，就是要让公职人员认识到宪法、法律的权威性。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强调宪法的重要性，对于他们形成法治思维、宪法思维，非常有意义。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作为普通百姓，从青少年时代就知道我们国家的是有宪法的，而且宪法规定了一些核心的内容，比如方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体现人民意志的国家。很多内容不一定都记得住，但是知道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的意志是我们执政党、官员要遵循的意志。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对于公职人员来说，通过宣誓，让他们记住，自己的一切行为，不光是要对工作负责，对上级负责，还要对人民负责，这才是最根本的。如果忘记了这个根本，就等于背弃了手持宪法、面对宪法所做的誓言。

主持人：四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设立宪法日与依法治国是怎样的关系？它对推进总目标的实现有哪些影响？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这个总目标，是用一个崭新的视野、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去谈依法治国，这个观点会影响到整个法律体系。把依法治国方略贯彻到整个法律体系中，首先要解决依宪治国的问题。因为宪法是万法之源，如果法律体系不依宪而建立，那么这个体系就是互不联系，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借着四中全会的决议精神，设立一个国家“宪法日”，以此相互呼应，体现了中央的决心，也体现了我们将从宪法到整个的法律体系，都要进行梳理、完善，建立一个完整的、规范的、能够体现人民民主、公平正义的法治体系，两者之间是相互呼应的关系。“宪法日”的设立是一个形式，真正的目的在于，构建完整的法治体系，实现依法治国。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体系是个动态概念，首先，法治体系要有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在建设法治体系中，要以宪法为核心，确立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通过“宪法日”来确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性，使我们实现目标的方向更加明确。关键上来讲，我们要从重视宪法做起，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个提法就是把宪法放在了最高的位置。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过去的教训是，长期把宪法束之高阁，宪法的很多条款变成“睡美人”条款，“沉睡”在那里。甚至，有些条款长期的不运行，变成了“稻草人”条款，让大家觉得，宪法好像没有什么用。国家“宪法日”的设立，就是要唤醒哪些“沉睡”的法条，强调宪法的实施，这实际是一个国家迈向法治的象征。

主持人：从《决定》的第二个大标题也能体现出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就两位的理解，我们如何来加强宪法实施，怎样树立宪法的权威？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决定》中规定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举措，如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所有的规范性文件要进行备案。规范性文件如果与上位的法律或宪法相抵触，要予以撤销。这些措施都是要唤醒和激活宪法中“睡美人”条款，对于确立宪法权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包括设立国家“宪法日”、宣誓制度。现实中，违反宪法的情形，通常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化解，或者还没有解决方式。我想，这也预示着，宪法的监督实施制度会推进，是不是有程序甚至是专门的机构？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如何加强宪法的实施，刚才熊教授讲的我非常赞同。一定要让不合宪的、违宪的、践踏宪法的、严重违反宪法的人和事乃至机构单位，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如果大家看不到违宪的危害，违宪行为不受惩罚，那就体现不出宪法的权威性。所以，要保证宪法的实施，首先要保证任何违宪的行为，都必须遭到严厉的惩罚。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另外，要有具体的措施。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要有具体的措施、实际的安排，让监督者具备法律监督的能力，有实施监督的条件，还有具体的监督措施，产生监督的效果。我期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诸如违宪审查情况。

主持人：谈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反腐败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也是近些年很热门的话题。律师眼中的反腐败是怎样的？在推进依法反腐方面，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我的看法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得腐，那时候大家吃大锅饭、平均化，收入都不高，想腐没得腐，没有多少腐败的可能性。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谁稍微多一点大家也都盯着。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对。八十年代，经济开始高速发展了，各种资源慢慢来了，腐败开始滋生，如那时的许可证、官倒现象。但涉及到官员的腐败，还比较少。到了九十年代，腐败现象呈高发趋势。从律师的角度，因为我参加了十几年的特约监察、监督工作，感受很深，自己现在特别欣赏王岐山书记的一个观点，我们今天是在治标，但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腐败分子全都清除，但这不现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追根循源，去认识腐败的来源。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在此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反腐败，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说明，我们过去的反腐治贪工作存在局限。我们现在强调，既要用制度防范腐败，又要严厉打击腐败，而且，制度的建设和严厉的打击两者都要硬。我们过去强调打击时，往往出现“一阵风”现象，治理的效果会减弱。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现在，我们明确，今天就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那么，如何去为治本赢得时间？就是制度建设。现在部署的依法治国，就是为了从根本上遏制、预防和惩处腐败而建立一个体系。当这个体系建立起来，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腐败才能真正得到遏制。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反腐败是一个后端。我们要去惩治腐败，就是说，已经出现腐败结果。有人说，腐败像癌症，非常难治，“化疗”、“放疗”都会伤元气，因而，对反腐败有时感觉有点信心不足。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有时根治不了，说转移就转移。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对。但实际上，法治的办法，对这个病是有办法治的。治标目前就是要采取积极的行动。现今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想，这对于惩治腐败是个福音。我们应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在制度设计、程序涉及上步子要再迈的大一些。现在推行改革，如财产公示制度，有些利益因素的阻碍，但我们看得远一点，这也是保护我们自己。所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这时提出来，它跟三中全会的改革部署，再加上我们反腐举措，这些其实是有一个整体主线的。很多官员现在还跟不上中央的这一部署精神。

主持人：四中全会还对法治政府建设作出专门部署。当前，公众也十分关注法治政府建设。熊文钊教授，您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在你看来，法治政府应该是怎样的政府？《宪法》对法治政府建设有哪些作用？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表现。实际上，公众接触到公权力，是政府与公民、政府与企业之间发生最多。因而，感觉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高低，法治政府是否建成，它是不是依法办事，这对公众感受和影响是最直接的。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法治社会，才能实现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以，我们必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政府该做的必须做好，政府不该做的事情，要还给社会、公众。法治政府是个有限的政府，权力有限，不是什么都可以做。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另外，法治政府应该是个诚信政府，不是一个企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做，没利的事情就不做；法治政府是个服务的政府、诚信的政府、有限的政府。对法治政府的要求应该是这样的：首先，职权要法定，加强组织方面的立法程序，按法定程序来做。公权力的行使，法律规定你可为，你才有这个权力；法律没有规定的，你是不可以做的。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对行政权力要进行监督、制约，通过信息公开，将其权力纳入到公众监督的阳光下。所以，建成法治政府，我们强调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这次决定提出，以公开为常态，过去我们讲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这次讲的更清楚，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常态和例外，我觉得比原来的提法要进步，原则的灵活性大，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各地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全面公开政府职能。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在依法行政方面，有很多举措，特别是科学立法、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的程序，强化决策的责任。即便你升官了，将来这个地方出了问题，问责还得问下去，退休了还得继续问。你虽然没有贪腐，但做的公共决策是不是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只有通过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通过程序控制来避免。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重要使命。各级的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中，争当先锋、作表率。有些问题跟自己部门的利益相关，但我们不能关注自己狭隘的部门利益、个体的利益，改革很难做到不损害任何利益。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我觉得，作为法治政府，应该知道手中的权力来来自哪里、知道权力运行需要遵循的规则，要受到什么约束和监督，超越权力范围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形成这样一套完整的制度，才能构成一个法治政府。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政府的职责是管理社会，而社会由千千万万、各行各业的人民组成，大家需要有统一的意志，再建立统一的规范和秩序。这个规范和秩序，至少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习惯。法治政府，一定是要代表人民的意志，遵循人民的要求，根据人民的愿望，去建立相应的规范，去严格地执行这些规范。当你超越了这些界限，就应受到人民的监督、人民的约束，甚至是人民的惩罚，这才能成为法治政府。

主持人：如果单说“宪法”一词，给人们的直观感受是较为宏观。二位能不能以实例告诉大家，宪法对百姓的生活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宪法规定，人民有劳动权、受教育权，这样的权利，在我们现实中就有体现。现在的9年制义务教育，未成年父母要保障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如果父母做不到，政府要管。这就是，宪法做了规定，具体的法律，诸如义务教育法再做具体规定。所以，要说体现，它都能够体现出来。但是，它又不是具体的哪一条。曾经有人说，拿着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就业的权利，这样的原则去主张，没有人能反对。但是相关部门在具体做的时候，不能以宪法规定，就给他一个职位，就给他学校上学的名额，不是这样的情况。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宪法是万法之源，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民的权利，需要通过具体的规定来实现。宪法中所禁止的行为，需要通过刑法这样的法律去禁止，如果违反就要受到惩处。应该说，宪法与我们的社会、与我们的百姓，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我们今天所享有的权利、所得到的保护，或者不准做的那些行为，都是宪法的精神、宪法的原则体现出来的。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宪法与人民的生活是很密切的，它并不是很抽象的。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公民的权益就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很密切，跟我们企业的发展也很密切。私营经济出现后，如果宪法不允许，就不可能有私营企业的存在。所以说，宪法跟个人也好、跟企业也好，都有关系。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我前面讲了跟公职人员有关系，宪法法律赋予了这个权力，才可以做，而且要依照法律来做。公职人员行使的是人民通过宪法法律赋予其的公权力。所以，每个人都与宪法有密切的关系，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主持人：谈到这里，有的网友就产生疑惑，如各位所言，《宪法》如此重要，那么，在日常的诉讼判决中，为什么难有“依法《宪法》第几条”这样的表述呢？法院对公民、法人的个案能否引用《宪法》作出判决？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是，中国的宪法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人大产生政府，产生法院、检察院这样的机构，所以，它们之间不是平行的关系。在适用法律时，人民法院是适用法律，以法律为判案的依据。全国人大作为宪法的监督、实施的机构和解释机构，这区别于三权鼎立的国家。有些三权分立的国家，是把这个权力放在议会，和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人民法院在处理案件时，是不予直接引用宪法，可以拿宪法来说理。但现在，引用宪法说理也很少用，可以在说理的部分用来分析权利。但是，在引用的时候，作为依据的时候，“根据什么什么”，不能直接适用。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宪法和法律是一个法律体系，这个体系相当于纲和目之间的关系，法律体系是一张网，这张网里自然要有纲和目，我们讲，纲举目张，谁是纲？宪法是纲。纲举了目才能张。不光要纲，下面还有很多子目。涉及到全国各种类型、分门别类的很多，如刚才谈到的受教育权，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大学以后，受教育的权利需要细化。所以，具体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上，我们不能仅凭一个原则就去判断。我们是成文法国家，不光要有宪法，也要依据宪法制定各种相关的法律，来解决具体的问题。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宪法解决根本原则，解决立法的方向、执法的方向等原则性问题，具体的法律，解决具体的法律实施和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各有各的作用，这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因此，我们不能去要求在判决里都讲宪法。但是仔细看，凡是判决里支持的、法律上有依据判对错的，追根循源会找到宪法那里，有相应的原则。就像私人财产得到了保护，别人侵犯你的合法财产时，法院就会判你胜，这就是宪法在具体判例中的体现，但不是非要引用宪法的规定。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一个人侵犯他人的财产，就要受到惩罚，轻则承担民事责任，重则需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在民法上和刑法上，已经体现了宪法的原则，还有没有必要引用呢？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有些成文法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是有可能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一个判例中，宪法有这个原则，但是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没有这项内容，而我们又能形成一个判断，说这确实符合宪法的原则，那我们应该予以支持，适当地考虑引用。我们的法官有自由裁量权，没有具体的法律，但可以根据宪法的原则，来判定他的对错、支持与否，这也不是不可以的。

主持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那么，《宪法》对法治社会建设有怎样的意义和作用？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共同推进，法治中国是更上位的概念。实际上，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进行建设，然后推进法治国家，实现法治中国。有些权力是要给社会，社会有自立、自治的空间。《决定》中也提到，一些行业的规章、行业的自治、团体的章程，可以根据这些方式，来管理社会、来推进法治。法治的观念，不全是国家制定法。这类法律不是国家制定的，强制性弱于国家制定法，但是大家愿意共同遵守，理论上讲叫软法特性，不是那么硬。但是，实际是大家很自觉愿意遵守的规则，使得社会更有序。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在社会治理中，要发挥法治对社会的调节功能，而不是什么事都要政府去做。有些事情政府即便管，也管不好、管不了。所以，要发挥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和社会规范的作用，把它们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建设法治国家，而不是建设经济国家、军事国家或者政治国家。相对应地看，法治国家是，我们的整个国家通过人民意志来体现，形成符合现代要求、人民意志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的框架内，国家的整个管理体制在运行，要有这样的认识。而不是，偏重于今天搞经济，明天抓军事，后天搞政治。只有法治，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保证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得到实现。法治国家要从这个角度认识。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法治政府，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作为一个法治政府，必须把法作为政府一切行为的准则。在考虑部门利益、地区利益时，不能脱离法律。而且，所有的领导干部，必须把自己自觉、自愿、自动地纳入法律的约束范围内，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法治政府，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法治社会与前两者密切相关。如果国家不走法治的道路，社会也不会走法治的道路。社会由人民组成，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国家、对政府、对人民群众，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难以现实。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法治政府要靠人民监督，如果人民没有监督政府的意识，就谈不上法治政府。如果不是一个法治的政府，它可以随意破坏法律，实际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所以，三者之间的关系，缺一不可。宪法是一个统管，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纲举目张。从上到下都要遵循宪法，按照宪法的规定，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梦。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律就是调整社会，所以，宪法法律运用得好，整个社会按照法治的轨道运行。建设法治社会，要发挥社会各个方面的作用。

主持人：在二位印象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宪法人物是谁，近代的？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从建设的角度说，目前的一届领导人，是不是可以成为对我们宪法影响最大的人物，可以期待。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建设作用很大，如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我们的临时宪法，很多宪法原则是那个时候确定的。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是那个时候定的。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际是在大一统的前提下，考虑地方的自治和民族的自治，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既不学前苏联的，也不走联邦制。这些基本的宪法制度、国家治理结构的确立，从这个意义来讲，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实际对宪法基础的建立是很有影响的。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第二代国家领导人也有贡献，特别是，1982年的宪法，是邓小平时期修订通过的，确立了重要的原则，包括承认市场经济，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一国两制”。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每一届领导人对宪法都有影响。从观念来讲，新一代的领导人，特别强调宪法的实施。在大家对宪法不那么重视的情况下提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强调宪法重要作用，特别是强调依宪治国，把它作为依法治国的一个核心，这个对宪法的贡献，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时期，把宪法真正摆在了最高的位置。这是几代政治家对宪法的影响。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学界是另外一回事。1954宪法和1982年宪法的起草，都有学者参与，如许崇德。这个问题太大。要是说近代，在宪法发展过程当中，百十年来，仁人志士为中国的宪政运动，为中国推行宪法的实践，许多人抛头颅、洒热血，现在走到这一步，做贡献的人太多了。

主持人：实现公平、正义，现已成为全社会的期待。访谈最后，想听一听二位对正义的理解。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正义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在宪法当中，这些价值观都得到了集中体现。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要有一个总的章程、总的规矩，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正义。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来到正义网访谈，宪法追求的就是正义，符合每个人心目当中的正义，才能叫正义。符合每个人最大的共同价值，全社会都遵守宪法，这就是符合正义的要求。否则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自己的正义观不一样，达不成共识。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最核心的价值，都浓缩在宪法的理念当中，通过宪法的实施，我们回到主题，国家“宪法日”的设立，是普及宪法知识、提升宪法观念的重要形式，就是为了实现正义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我觉得“正”是品，“义”是行。正义实际上就是品和行，“正”相对就是不正，不正就是歪，所以做人要正。做人要正，行事也要正，行事实际上就是“义”。该做的事情才做，这是义务。见到不该做的事、不应有的事情，也要有义，就像外敌侵略，要有民族大义，抛弃个人的恩怨。

方志远（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政府特约监察员）：所以，正人先正己，正己再正人。自己正，人人正，社会自然正，世风自然正，正义才能真正地得到体现。所以说，依法治国就是要讲究正义，有了正义，老百姓讲正义，就有良心、讲道德。全社会讲正义，遵纪守法，不正之风都遭到抵制，受到相应的惩罚，这个社会自然就和谐了，而且，这个和谐是讲正义的和谐，是真正的和谐。

主持人：好的。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在首个国家“宪法日”这样特殊的一个日子里，做客正义网访谈，与广大网友畅谈。也感谢广大网友的持续关注。

正义网：本场访谈到此结束。访谈图片由正义网记者闫昭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