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网：嘉宾已到来，访谈即将开始。

主持人：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由人民网和正义网联合推出的全国两会系列访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侯院长，欢迎您。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两会再次吸引公众聚焦法治。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过去几年里，您的许多提案或者建议，已经变成现实。如您曾提议设立国家宪法节，去年12月4日，我们看到了国家宪法日的落地，正式成为了每年一度非常重要的日子。通过参政议政，让自己的一个个想法变成现实，相信这会给您带来许多感悟吧？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作为一个政协委员，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定要在专业领域发声音。政协委员很多，我们国家的政协委员不是职业化的，你的关注面不可能太多。要想说的专业、说到点子上，最好的的办法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发声。这些年，我作为政协委员以来，基本是在法治这样一个大范围发声，提的一些提案也都是这个领域的。比如，像你刚才提到的，建议国家设立宪法节，我是从2008年提出的，持续坚持了七年，终于在去年变成一个国家法定节日。七年努力的结果，自己还是挺激动的，付出确实有了成效，而且这个成效对国家、对民族是有益的。

主持人：特别欣赏您说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来发声、来做出一些贡献。今年您有哪些提案，关注哪些话题，很多网友特别关注。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今年我准备的提案大概有以下几份：第一，建议国家制定反就业歧视法，这源自于我的身份是大学教师，也是法律工作者，把这两个做一个结合，向国家提这个提案。在学校里做教师，每年都会面临毕业季这样一个令人特别怀念又特别困惑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作为教师，你会知道学生在求职时的困惑、无奈和兴奋，其中很多困惑是由于现实存在的一些就业歧视，这些就业歧视种类非常多。

主持人：能不能给我们展开来介绍一下，您观察到的就业歧视现象？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首先说传统的就业歧视，像性别歧视，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决，可能愈演愈烈。我们看到，招生广告里很多单位公开讲，不要女性，有一些没有公开写的，实质上最后女性落选概率远远高于男性。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再如，地域歧视。经常可以看到，招生简章、招工广告里明确说，要某一个地域、某一个地方户籍的，非某一地方户籍的，本单位不录取。像这样地域歧视的有很多，此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如对婚姻状况的要求，有很多招工简章、招工广告里明确讲，结婚了的不要。还有单位对相貌、年龄有要求。现在打开招工广告， 35岁以上的求职者几乎没有单位要，诸如种种的就业歧视，有增无减。

主持人：我还真见过这种，要“颜值高”、“小鲜肉”，他是用这种比较诙谐、流行的词，来概括自己的用工特点，比较年轻，长相不能太丑，要俊朗。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还有学历歧视，以往我们讲，某单位要硕士不要本科，这两年又演变出更新型的，如同样是硕士，我要211、985高校的。每当面临这样的歧视，那些求职者真的很困惑，因为你去维权，成本特别昂贵，而且程序特别复杂，说句实话，也不知道找谁。因而，觉得解决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法治工作者，通过法治途径解决，可能比帮助个案解决更有效。希望国家制定一个反就业歧视法，通过这样的法律，把有关反就业歧视的一系列问题从整体上解决。

主持人：您觉得，如果有这样一部法律，我们说得乐观一点，想要尽快推行下去，操作过程中可行性强吗？或者说有什么困难、难点？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我们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团队，一批专家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比如以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批教授为主，南开大学也有两位教授一直参与，他们现在起草好了一个完整的专家建议稿，这个专家建议稿里，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如他们建议国家成立专门的机构，受理这方面的诉求，再由这个机构去跟用人单位维权，这样效果更好。再有，法规里对整个事后的救济，如渠道、救济方式，做了非常明晰的规定。

主持人：可以大大减少受到歧视的就业者的维权成本。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对。我觉得，这样一个法规如果能制定出来，再有效地推行，解决类似问题会比现在要有力的多。

主持人：还有哪些提案或建言？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还有一个是这些年一直坚持的，今年准备还提，建议国家能把看守所“中立化”。公民一般对看守所和监狱的区分没有太清晰的认知，其实，在我国法律上有明确区分，已被法律作出判决并已生效的罪犯，在监狱里执行，涉嫌犯罪的人是在看守所关押，限制人身自由。我们现在的体制是，看守所归公安监管。在整个侦破案件过程中，不排除会有个别侦查人员为迅速破案，可能采取刑讯的办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年我们暴露的冤假错案，其中不乏是由于侦查阶段使用刑讯逼供的方法导致的。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怎样解决刑讯逼供？国家想了很多办法。我觉得，要想解决问题，一个方法是把看守所“中立化”，把已决犯和未决犯都交给司法部，由其监管，对被关押者人身安全承担职责，侦查人员要想审讯，必须去看守所提人，整个过程司法部承担监管责任，出了事儿得承担责任，这样个别侦查人员想要刑讯逼供也几乎没有可能性。

主持人：2013年两会时，您作客我们访谈曾留下自己的未来五年法治心愿：希望依法治国的步骤加快。欣喜的是，继三中全会决定专章部署“建设法治中国”后，四中全会又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能否说，您的法治心愿提前达成？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说实在话，作为一个法学教育工作者，当听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提到如此高度时，心里是百感交集。依法治国被写入国家《宪法》，到去年已整整17年了。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国家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出台了很多具体政策、制度、措施，大家看到，四中全会涉及到法治方面的具体制度，大致有90多项，如果这些制度都能落实，我们对于依法治国的强调，就会变成我们实际生活和社会制度。总体来讲，我们法治建设有了很大的变化，但离法治国家，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距离。

主持人：或者说，离您的心愿还有距离。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离我的心愿还有距离，所以，我准备用既有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主持人：中国在当前的新形势、新常态下，为什么会把依法治国推进到这样一个高度？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我个人的分析是这样的：执政党领导在以什么方式治国方面形成了最终的共识，尤其是经历了一系列事件，比如像周永康事件，我觉得，执政党的高层们在认知上已经达成共识，对治理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法治之路是唯一的道路。如果在这方面犹豫，可能会给整个国家、民族，包括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造成更大的伤害。

主持人：提到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您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经验来看，以此种力度和深度去推行依法治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让老百姓在生活中畅想法治、适应法治？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就公民而言，真正能理解法治，最终信仰法治、维护法治，关键是现行的法律制度能否给他带来利益。如果没有做到这样一点，法治规划的再好，可能让民众相信法治都是很困难的。

主持人：我们知道，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去年以来，我们公车改革、司法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改革等等，让老百姓看到了中央下大力气改革的决心。据您观察，这些改革为民众带来哪些影响？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去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元年，特别是从三中全会以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但毕竟从推行到目前，时间还太短，大多数制度处于制定出来到落实的环节，从实质利益角度讲，我个人感受，公民对这些改革释放出来的红利，体会出来的还不是太多，它需要一个释放的过程。去年的改革元年，国家给民众带来更多的是，一种信心方面的变化，心态上的变化，确实看到了国家在朝着一个正确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我们说公车改革，提出公车改革已经很多年了，之前也做了些尝试，但效果不是很明显。这次公车改革力度之大，方法之稳妥，让大家看到，这届领导团队敢于碰硬；再比如，每次提户籍改革时，反对的人、质疑的人、担忧的人都会提出种种理由，这些理由与整个社会提倡的公平价值，提倡的法治国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完全背道，因此，党和政府已下决心对户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依法治国给大家在心态方面带来的影响和正能量，据我个人观察，从实质利益上的红利，我们还需要一段释放。比如高考制度改革真正落实了，以前各种权贵们身上获得的好处被剥夺了，每个学生可以平等的按照自己的能力、智慧、考分，获取自己的学历，大家就会彻底感受到改革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主持人：让父母们也能感受到，不用再让孩子们指望着拼家长了，所以这样的信心是特别重要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4年，中央的高压反腐成了“新常态”。与此同时，反四风等多项作风建设成效喜人。回顾这一年的反腐斗争和廉政建设，有哪些方面让您印象深刻？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这一年的反腐力度，又超出了2013年的力度，大家对中国反腐确实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对我个人来讲，第一个是周永康事件的公布，去年开两会之前，大家还在用周元根代替周永康，每个人都在猜测，所谓的大老虎最终能不能真正落网，能不能成为我们国家反腐历史上新的标杆案件，经过很多的猜疑、质疑，当时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最终当明确宣布对周永康立案调查时，大家真的看到反腐“上不封顶”。几个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周永康立案侦查，这说明反腐按照法治轨道在推进。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再比如，去年“大老虎”落马的频率，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年内光副国级的就两位，这样的力度，使大家看到了反腐的决心，对下一步反腐有了更多的期待。

主持人：据您观察，接下来我们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完善反腐的制度，形成一个健全的惩防体系。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以来，他一直在强调，反腐当下主要任务是在治标，最终要治本，我觉得他对反腐整个路线、安排是比较清晰的。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关于反腐制度建设的动态，我们已有的一个制度，就是官员财产申报。社会上有很多议论，认为现在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个人觉得表达不太完整。党内文件要求，副处级以上的官员对重大事项都要申报，但以往我们申报后，基本没有复查，而去年复查、抽查的力度在增加，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明确讲，很多官员就是因为在提升的环节，在自己申报重大事项时，有一些事项申报的不属实，导致最终没有提拔他，这离我们严格讲的法治上的财产申报制度，还有一定距离，但现在毕竟是往实了做，中央在努力推动，这点我觉得就是制度建设。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再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去年很多官员的落马，是跟巡查、巡视制度有关。严格讲，巡视也是反腐的制度、措施，它比仅靠舆论和其他方式搜集情报、搜集信息，多了一条渠道。可以看出，在这么大的“治标”过程中，还能抽出手来在“治本”方面下功夫，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力度。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你说制度建设没有进步吗？我觉得有很多进步，如去年《预算法》最终修改通过。这个《预算法》，不是简单的预算问题，是整个廉政制度建设最基础的法律，它可以使得整个国家财政有序公开，像这样法规的修改出台，是反腐败制度建设中非常基础性的建设。

主持人：通过这个制度，公众期待能够看到，年底乱花钱的现象少了。反腐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今年两会前，“两高一部”都亮出了各自的深化改革规划方案，包括司法人员履职保护机制，冤假错案防范纠正追究机制，还有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等众多亮点，在您看来，司法改革领域当下啃的硬骨头主要有哪些？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去年整个司法改革，是我们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整个司法改革方面的力度比较大，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包括前面讲的，但这些制度真要落实，还需要突破不少现行的束缚。比如，现在强调，把现有法官具有审判权的一部分人从中剔出来，以后享有审判权的人，要精简、要精炼，这样的想法设计没有任何问题，但落实起来还是有难度，因为现行体制下，法官不仅仅是法官，他身上有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他是执政党的政法干部，第二重身份是国家的公务员，第三重身份才是法官，现在仅要从法官身份的角度入手改变，而不动前面两个，这是很难的。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总之，有各种各样的牵绊，再如我们现在提出，要从法学教师里寻找好的法律工作者，包括检察院招录，但是落实起来比较难，因为首先要有一个制度对接，不考公务员怎么进去，第二，行政级别怎么划分。一个教师可能在学校做的不错，但没有很高的职称，只是一个讲师，然后招成法官、检察官，他也有相对应的职称，怎么解决待遇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法院、检察院自身能解决的。大家对规划的总体方案是认可的，期待在推行过程中别走样、变形。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制度改革，要想真正看到成效，有待于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在规划的各方面改革都能整体发力。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的，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检察官制度，据您的观察，大家对此的意见是什么样的？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就我接触的情况，有一部分律师功成名就后，他们希望对社会多作出一些贡献，也希望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认可，他们希望改变一下身份，去做法官、检察官。假设当了法官，要求他多少年轮岗一回，到农村去扶贫要驻村，他是不是愿意承担。他们在没有得到特别清晰的答复之前，不太会轻易动。

主持人：就您而言，如果改革到了这一步，您愿不愿意去转换这样一种角色？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抛开年龄，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个人还是希望转换一下角色。当了这么多年教师，在教师行业里面，自认为做得还不错，但是毕竟是学法律的，从事法律工作的，还是有一个法官梦、检察官梦，把学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一把，为社会公平正义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我觉得，每个学法律的人，心里都可能有法官梦和检察官梦。如果有一天，能去当法官，我去了，一定是具备一个前提：当我不想当了，能回到学校里教书。如果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负责任的讲，我不会有任何犹豫。

主持人：与法治国家一同推进的，还有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那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十八大以来，您观察到有哪些变化？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我个人觉得，十八大以来，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在具体做法上更实，有这样几点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主动简政放权。什么样的政府是法治政府？必须是权力有边界的。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一再强调下放审批权，出台权力清单，实质是在划清自己的权力边界，自己不该管的坚决不管，这是法治政府建设朝着非常正确的道路在走。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第二，什么样的政府是法治政府？阳光政府。他的运行，必须是在阳光之下。这两年来，大家可以看到，政府在把自己的决策、行为公开化方面，是在有目的的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朝着真正的道路、正确道路稳步推行。如果一个政府的行为都在“阳光”之下，这个政府的执政能力会大大提高。

主持人：权力清单、做减法，阳光透明，除了这两点，您认为，在未来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我们还得做什么？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我个人觉得有两点。第一，法治政府建设到目前还需要推动的地方就是问责，法治政府必须是有责任的政府，出错了一定要承担责任，现代社会里，大家可以看到，问题越来越多，政府权限不断扩张，这是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但若决策做错了是要承担责任，权和责应该对应，既然有很大的权，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而，在问责方面把它制度化、法治化，这是我们下一步在法治政府建设上要做的大方面。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还有最核心的一点，法治政府建设不能仅靠政府自身自觉来推动，最终法治建设核心动力，来自于民众的监督、民众的参与。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发动、发挥公众力量方面，我们还需要寻找办法，公民的有效参与还不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政府出台的决策，之前没有经过跟公民的广泛对话，甚至有一些政府出台的文件、决定，可能离法治政府要求相当远，就像有些政府搞“半夜鸡叫”式的禁购限令。

主持人：甚至有一些走形式的听证会。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对。如果让公民有效的参与到法治政府建设中，我们法治政府建设的力度和深度才会更实。

主持人：谢谢侯欣一院长今天作客我们的访谈。也祝您接下来的两会参会顺利。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再见。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谢谢大家！